从麻旦旦到李旦旦:终结刑讯之路到底有多远

毛立新

2004年10月10日，甘肃省庄浪县姚河乡农民李旦旦因涉嫌强奸被该县南湖派出所民警带走，次日上午9时许，满身伤痕的李旦旦被接回家后突然死亡。日前，此案有了新进展，南湖派出所原所长贾某及该所民警朱某双双被检察院批捕。（《兰州晨报》9月16日）
看到李旦旦，不禁想起“处女嫖娼”案中的受害人麻旦旦。同样是被警察带走，同样遭受刑讯逼供，麻旦旦最终用“处女膜”自证清白，而李旦旦却已不明不白死去。不同的结局，一样的不幸，萦绕不散的仍是刑讯逼供的罪恶幽灵。从封建时代合法“拷囚”，到而今“法外”用刑，从10多年前的佘祥林，到5年前的麻旦旦，再到而今的李旦旦，人们不禁要问：终结刑讯之路，我们到底还要走多远？
刑讯非法，刑讯野蛮、不文明，刑讯容易导致冤假错案，此道理可谓妇孺皆知。但为什么一些执法部门至今仍将其奉为破案法宝呢？学者们早有分析：执法机关破案压力太大，办案人员素质不高，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不完善，缺乏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和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及执法机关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等等。因而，必须保障执法警力和经费，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及律师讯问时在场权，排除刑讯获取的非法口供等等。
似乎病因已明，药方已出，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了。但笔者并不乐观。因为，在执法实务部门，上述理由并没有说服他们。比如，你说刑讯逼供会造成冤假错案，他会说：刑讯逼供并非必然导致冤假错案，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注意一下刑讯逼供的方式、方法，避免用刑过度或者指供、诱供，就可以做到既有助于破案，又不出问题。因而，权衡利弊，对刑讯逼供不能一棍子打死，而应扬其长、避其短。
你说犯罪嫌疑人不一定都是坏蛋，应按“无罪推定”将其视为好人，并保障其诉讼权利。他会说：实践表明，绝大多数被抓的犯罪嫌疑人最后是判了刑的，因而应当说被抓的绝大多数是坏人，被冤枉的只是极少数人，总不能因为极少数人而影响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吧。
看来，支撑刑讯的逻辑就是功利主义的逻辑。它打着“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利益”的旗号，主张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至上，个人权利微不足道，必要时应牺牲个人权利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了实现国家、集体、社会利益，必要时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过程、不计代价。体现在刑事司法上，就是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重实体结果，轻程序正义；重快速破案，轻依法办案。
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盛不衰。从功利主义出发，刑讯逼供自然有其有用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它确实有助于侦查破案的，从而也有助于实现国家、社会利益，即便会造成一些冤假错案，牺牲的也不过是少数人的权利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从杜绝冤假错案的角度来反对刑讯。否则，就会掉进功利主义者所谓“权衡利弊”的圈套，就批不倒形形色色的刑讯逼供有用论、合理论、难免论。
必须指明，我们之所以要彻底反对刑讯，并非仅仅在于它容易导致冤假错案，更为根本的理由是要保障人权。刑讯逼供的要害，就在于它侵犯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权，把人不当人。在今年6月中国法学会组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崔敏教授曾指出：刑讯逼供是逼取人犯口供的野蛮残酷的审讯方法，是把人不当作人看待的典型表现，是刑讯者假借公权力肆意虐待同类的动物性行为。可谓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因而，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进宪法的今天，我们高举人权的旗帜，彻底反对极端功利主义思想，彻底反对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一切野蛮执法活动，用人权保障和法治文明来终结刑讯之恶。
必须承认，不管在任何地区、任何发展阶段，人之为人都应享有一些最低限度的权利保障，如生存、财产、自由和尊严等。即便是犯罪嫌疑人，或者是罪犯，也应享有基本的人权。如为了生存，他有吃饭、喝水和休息的权利;他的生命和人身自由可以经由法院依法判决而剥夺，但其人格尊严依然不容侵犯，不容羞辱;在法院没有判处没收财产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时，其财产权和选举权仍受法律保护。
　　人权原则为我们每个人划定了一块不受公权和其他个人无端干预的神圣领域，使人们免受专制和暴政的伤害。从保护人权出发，决不允许执法部门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择手段，因为一旦公权膨胀，所侵犯的绝非仅仅是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一个权力专横、执法野蛮的社会，所有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都将无从保障。
要明白，反对刑讯，倡导人权，所捍卫的不仅仅是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是人之为人所共有的基本尊严和权利。也许，只有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彻底反对刑讯；也只有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可能彻底终结刑讯。
也就是说，维护人权、实现法治之路有多长，终结刑讯之路也许就有多远。
恨“一万年太久”，惟有“只争朝夕”！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