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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刑法中的一般辩护

乔纳森.赫林
楼杰科译


16-1正当理由与宽宥事由
在考虑辩护理由时区分正当理由与宽宥事由是有益的。主张正当理由本质上是宣称实施之行为在所有情形中都是允许的。在道德上不必必然是最恰当的行为，但是必需是法律允许的行为。例如，如果被告人被一五岁幼童持枪逼近并且将要扣动扳机，那么法律可能允许（正当）打死幼童——即使在道德上理想的事是让幼童开枪。正当理由并不否定对被害人的侵害，但解释说有相应的情况使行为正当化。
另一方面，宽宥事由主张，承认行为是不正当的，但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不应受到刑事定罪的谴责。该主张认为假定被告人的心理状态或行为时的情形是可理解或可宽宥的，那么行为就是可理解和可宽宥的。Paul Robinson简洁地概括了正当理由和宽宥事由的区别：“正当的是行为，宽宥的是行为人”。
宽宥事由可能是不完全的。即，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的完全责任，但即使如此仍有点责任。例如，激怒辩护可使判决从谋杀降至过失杀人。此不完全辩护并不表示被告人无责，或被宣告无罪，但暗示着他的责任不足以定谋杀罪，所以可以视为不完全宽宥事由。有时有“不完全正当理由”的说法，但许多论者认为这不是确切的用语，因为行为要么是正当的要么不是正当的。
虽然把辩护理由划分为宽宥事由和正当理由在概念上是有用的，但对此过于强调也有危险。特别是，辩护理由的法律定义不是以正当理由与宽宥事由的思想划分而发展的。如果法律这样做，那么可能更加清晰。
过分强调区分宽宥事由/正当理由的危险之一是诱使人们以为任一辩护理由都应划为正当理由或者宽宥事由。辩护的法律定义包括事实情形时，其中有一些是正当理由，而有些是宽宥事由。例如，如上所述，自我防卫是“正当理由”的典型例子，但是自我防卫的法律定义包括被告人的认识错误——认为他正受到攻击而事实上没有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形中，有些论者认为被告人不是正当的。可以说允许被告人对实际上对其没构成危险的被害人使用武力吗？毫无疑问被告人有宽宥事由。虽然不能把有些辩护理由清楚地划为正当理由或宽宥事由，但有些辩护理由可以清楚地划为正当理由或宽宥事由：例如，精神病显然是项宽宥事由。
过分地强调辩护理由不是正当理由就是宽宥事由的极端划分的另一危险是实践的考虑，政策因素以及容易使陪审团理解法律的需要同样影响着辩护规则。因此，我们不应期望正当理由/宽宥事由的区分是辩护法发展的唯一影响因素。
迄今为止，我们已考虑了正当理由和宽宥事由的理论区分。那些实践中的辩护理由应属于哪一个呢？虽然，如我们刚所述的，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这一方面的法律，但是现在还是要讨论数个早已提出的辩护理由。

1、从犯
如果第三者帮助以正当方式行为的人，那么就没有犯罪的罪责。这是因为他帮助实施的行为被社会所认可。但是，有宽宥事由的主犯的从犯仍有罪责，因为他帮助实施了未被认可的犯罪行为（除非从犯自己有辩护理由）。

2、法律标准的性质
起先你可能认为决定运用正当理由的标准完全是客观的，因为法律考虑的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为社会认可。与此相反，你可能认为宽宥标准本质上是主观的，因为法律考虑的是被告人的可责性。一般而言这是确切地，但并不完全正确。首先，关于正当理由，必需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有正当化原因。例如，如果Mike看见他的敌人George并向他开枪，但是Mike不知道George正要在拥挤的市场上引爆炸弹，所以Mike这样做被证明是正当的，但是Mike不能依此辩护。理由是当考虑行为是否正当时，应考虑所有的情形包括被告人的信念。如果被告人以不恰当的动机杀人，那么他就没有以社会希望他行为的方式行为。有时这被称为Dadson原则。
此外宽宥事由有时不完全依赖主观标准。激怒：如果被告人被侮辱，如此的生气以致于他失去自控，他就有不完全宽宥事由。但是，我们不可能想使该辩护理由适用于被告人的答辩完全不合理和由醉酒或自负引起的情况。所以，为运用激怒辩护，被告人必须证明他的答辩是合理的，因此是值得宽宥的。可以用两种方法解释这一点：一个例子是如果由道德哲学单独决定标准，那么政策（期望法律保护社会成员免受不合理激怒的杀害）就会影响使用的标准；另一观点是如果被告人能控制他的愤怒，但对没有控制住愤怒无合理的理由，那么他应受谴责并且不能主张宽宥。

3、自我防卫或阻止犯罪
区分正当理由和宽宥事由的另一实践效果是如果被告人保护自己免受武力侵害，那么他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有宽宥事由的攻击者的侵害（例如，如果攻击者正梦游），但不能反对有正当理由的攻击者（见第15章3-1）。

4、严格责任犯罪
当面对严格责任犯罪指控时宽宥事由似乎同样无效，但正当理由适用于任何犯罪。

5、误解与辩护
有些论者认为在被告人发生认识错误时正当理由和宽宥事由之间应该有区别。如果被告人误解事实并且认为它们允许他使用正当武力，那么即使误解是不合理的，他也有辩护理由。但是，如果被告人依赖于宽宥事由，那么他的误解必须合理。对此的观点是旨在依赖于宽宥事由的人已承认他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并且如果他有宽宥事由，那么他就应无责。如果他以不正当的方式行为并且作出不合理的误解，那么就不应适用宽宥事由。

在考虑各个辩护理由之前需要进一步强调一点。除精神病辩护和减轻责任辩护外，被告人无需证明他的辩护理由。这不是说检察官必须举出证据反驳每一个可以提出的辩护理由。被告人有责任（被称为）举出足够的证据作为他辩护的基础。除非被告人或检察官各自提出有关辩护的证据，否则法官就不引导陪审团考虑辩护理由并且被告人不能以检察官没有反驳辩护为由对定罪提出上诉。重要的在于记住除例外外证明犯罪的所有要素的责任赋予检察官（见第2章4）。被告人的责任是举出他提出的特定辩护理由的证据。
现在我们考虑两种辩护理由，在这两种辩护理由中，被告人承认他有必要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但是他可依此辩护。

16-2 威胁胁迫
在被告人承认他实施了指控的犯罪，并有必要的罪过，但是他声称他只有这样做，因为他不服从威胁者的命令，就有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危险时，可能提起胁迫辩护。威胁可能是针对被告人的，也可能是对他人的。同自我防卫一样，胁迫是完全辩护理由，如果辩护成功，结果就是宣告无罪。但是，反之一般而言自我防卫被认为是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但不清楚的是胁迫是否同样是正当理由或者是否根本上被视为宽宥事由。
基于正当理由的胁迫辩护旨在认为服从威胁者所做的错事（例如，实施偷盗或毒品犯罪）要比威胁者所做的错事（诸如死亡或严重攻击）小。换言之，胁迫下的犯罪是两恶之小恶。将胁迫视为正当理由的问题是被告人经常被命令去伤害无辜的旁人。例如过去北爱尔兰恐怖分子抓住一出租车司机威胁杀了他或他家人，除非他把他们和武器带到特定的目的地。在此在爆炸中受伤或死亡的人是无辜的，因此有些论者认为他们的受伤或死亡不能是正当的。经常区分一个重要的不同点，自我防卫，与胁迫一样，被告人为阻止对自己或他人的伤害而实施行为，但是，与胁迫不同的是，他伤及的人（攻击者）是应受谴责的，已在攻击他，所以使用武力反对攻击者是合法的。换言之，在自我防卫中被害人正对被告人形成危险，而在胁迫中他没有。强调这一点后，应该记住即使被害人是无罪的你也可以进行自我防卫。例如，如果实际没有攻击但认为有；或者如果攻击你的人是无责的，例如他是儿童。这表明区别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确定。
另一观点是将胁迫视为宽宥事由。依此所见，可以称法律不能期望普通人有特别的勇气反抗可怕的威胁，屈从威胁的人没有多大的可责性。因此胁迫可简单地视为对多数人所具有的人性的弱点的让步。当人们面对杀死他们或他们的家人的威胁时，他就会实施犯罪。对此观点稍有不同的解释是在受到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威胁后的不可避免的恐慌中，被告人不可能清楚地思考，所以就不为任何决定承担责任。有时说被告人在胁迫下实施的行为是非自愿的。但是，必须审慎地对待这种主张。胁迫下的行为根本不同于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如因为痉挛。事实上，在胁迫中被告人故意选择实施犯罪而不是遭受危害。但是被告人选择其所谓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不应视为被告人需承担责任的行为。所以或许把胁迫的效果解释为宽宥事由的最好方法是说被告人没有公平的机会遵守法律；他选择如其所做的，但在道德上他没有其他方法可为。
因此最好将胁迫视为正当理由还是宽宥事由呢？胁迫的法律辩护事实上可能包含了两种情况：作为宽宥事由的胁迫或作为正当理由的胁迫。如果Harrison，一个著名的恐怖分子，绑架了Meg并威胁杀了她全家，除非她去偷巧克力块，那么当然她应去偷巧克力块。这是社会想让她去做的；可以说她是正当的。事实上，基于宽宥事由的观点——她处在两恶选一的尴尬境地以致她不为她的选择负责——听起来不恰当。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中，被告人必须杀死无辜的人否则就会被杀，杀害很可能是不正当的，但是基于那时的恐慌的观点可能使我们宽恕或部分地宽恕被告人。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法律未能分辨事实上两种不同的胁迫辩护隐含在同一个“胁迫”标题之下的事实从而引起了法律面对胁迫时的一些困难。
当然，没有正当理由或宽宥事由的概念同样可以解释胁迫辩护理由的存在。例如，可以认为当行为人面对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威胁时，不能期望刑法会影响个人的行为。换言之，法律不能发挥遏止作用，所以社会不赋予刑事责任。这一理论已够充分了。那么有关胁迫的法律怎样呢？

16-2-1 胁迫是什么犯罪的辩护理由？
胁迫作为辩护理由除谋杀罪（无论主犯还是从犯；Howe案），谋杀未遂（Gotts案）以及某些形式的叛国罪外适用于其他任何犯罪。无人真正知道这里指的是何种叛国罪，因为很少有这种案件发生。清楚的是至少在有些叛国罪中可能提起胁迫辩护（诸如战时敌人的策反：Purdy案）。
Hailsham勋爵在Howe案解释了胁迫辩护不适用于谋杀罪的原因，他认为那是因为：
“善德，良策或善法认为，如Lynch案的多数派所做的……理性刚毅的一般人不被认为有英雄的能力，即使要求他杀无辜人而不是牺牲自己。毫无疑问在现实中许多人会屈从于诱惑……但是还有许多人不会，而我不认为如果他们屈从，作为“对人性弱点的让步”，前者就应免除刑事制裁的责任。”
这里的推理听起来是雄辩的。在面对威胁时，法律期望英雄主义，被告人应该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是杀害无辜的第三者。因此法律在此旨在支持尊重生命原则和保护无辜被害人的生命。这一推理的难点是它不包括威胁杀害被告人家人的情形。期望他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一回事，而期望他牺牲家人的生命则是另一回事。当想到胁迫只适用于被告人作为理性人行为时，阻却对谋杀罪适用胁迫辩护特别奇怪。并且只有在极不寻常的案件中陪审团才会决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合理的，即使他杀死了无辜的第三者。即使如此，胁迫辩护还是绝不适用于谋杀罪。
Morris勋爵在Lynch案中善辩地表达了赞成胁迫辩护适用于谋杀罪的观点：
“如果……除非他按告诉他的去做，否则受到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威胁，那么法律会不关心该人的悲惨痛苦的景况吗？就不仅理解胆怯而且也理解刚毅的法律而言，在紧急关头，行为并不削弱法律反而使它公正。当他们在当时不能合理地按期望他们的即使是在受限制的情况下决定和恰当处理……时，一个镇静的法庭当然不会要求他们以刚毅的或英雄的标准行为。”
胁迫辩护同样不适用于谋杀未遂（Gotts案）。说服最高法院的论据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引起死亡纯粹是偶然的，所以胁迫在谋杀未遂中的适用性同于谋杀罪的情况。所以就受到威胁并面对谋杀或谋杀未遂指控的被告人而言，唯一的辩护理由就是缺乏故意。该观点必定是被告人没有杀害的目的（而是只想躲避威胁）并且，虽然他预见到死亡是他行为本质上确定的结果，但是陪审团仍不应说他有故意（Woollin案；见第4章3）。然而，虽然可以这样认为并且有些判例法支持它（Bourne案；Steane案），但是Howe案强调仅因在胁迫下行为并不意味着缺乏故意。
Griffiths勋爵在Gotts案中承认允许对故意伤害进行胁迫辩护，但否定对被害人死亡和谋杀指控（被告人的故意是相同的）进行胁迫辩护是不规则的。他认为“这是由法律特别关注人的生命而引起，它可能不合逻辑，但这是事实，并且必须接受。”
摘要：通过对《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的反复阅读，笔者认为“否定——否定”这一规律在法学的发展中，体现为“合——分——合”的趋势。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笔者先从“善”、“美”的词义出发，意在说明二者在早先时些的内涵的综合性。经过时代的发展，一些内涵从其中分离，有了自己独立的意蕴而为人们使用。然后过渡到第二部分的“正义”。笔者特意选取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正义观进一步阐述“合——分——合”的发展趋势。接着便步入正题，按时间顺序从蒙昧时期的法与神学的合写到三大主流法学派的“分”再到综合法学派的合。暂且不论综合法学派的这种尝试的结果如何，仅从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否定”规律这一点，就可认定，这一学派是有其存在的土壤的，是适应时代需要的。
关键词：善 美 正义 法哲学 综合法学



一 、“善”与“美”的多重含义
（一）“善”
释家认为佛法的真谛就是一个善字。所以，他们逢人便称“善哉，善哉”。在西方，对善的研究似乎更发达一点。柏拉图提倡所谓法的本体论，说善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现象，也是万物的本源。他指出，人的情感过度和不及都是恶的表现，只有适当才是善。
善既可以用了述说是什么，如神的理智；也可以用来述说性质，人的各种德性；也可以用来述说数量，如适度；也可以述说关系，如有用；也可以述说时间，如良机；也可以述说地点，如美宅。【1】
法之善的各种具体表现或现实形态，从古到今，人们把它分为平等、权利或人权、民主、法、权力、秩序、安全、效益、效率等等。对善的这些理解，若用现代法理念加以概括的话，自由可以涵盖权利或人权，因为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权利或人权总是以民主为前提；民主、法治、权力都属于政治之善；秩序涵盖效益，效益和效率都是功利的善。所以，自由、民主、秩序、效率属于基本的法之善。【2】
（二）“美”
苏格拉底说美即是善，认为“任何一件东西如果它能很好地实现它的功用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否则它就是恶的，又是丑的。”
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美的范围非常之广，“既包括神与人，也包括人体与社会，既有事物与活动，也有地球上的自然界和天体的运动。【3】
美存在于不同的领域中，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在希腊，就已经有了相对性的美或几何形式的美，协调美或有主观条件的美。崇高的范畴出现在罗马……中世纪又区分出更高的美的范畴。……狄德罗提出了俊俏的、美的、雄浑的、妩媚的、崇高的这样一些范畴，而且，他还加上了一句“筹筹以至无穷……C.拉罗曾划分了九种范畴，即美的、壮丽的、优美的、崇高的、悲剧性的、戏剧性的、滑稽的、戏剧性的、幽默的。E.所罗又加上典雅的、感伤的、迷狂的、雅致的、诗意的、奇特的、闹剧性的、英雄式的、高尚的、史诗的。【4】由上观之，“善”与“美”在很久以前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的部分含义分离出来，从而构成自己独有的内涵。当一外在事物的状况、性能等符合一定条件的感知时，人们便使用相应的辞藻来描绘它。

二、“正义”——“合——分——合”趋势的典型
比利时的法学家佩雷尔曼认为：正义，在各种名义下统治着世界－－自然、人类、科学、良心、逻辑、道德、政治、经济、政治学、历史、文学和艺术。正义是人类灵魂中最纯朴之物，社会中最根本之物，观念中最神圣之物，民众中最热烈要求之物。它是宗教的实质，同时又是理性的形式，是信仰的神秘客体，又是知识的始端、中间和末端。人类不可能想象得到比正义更普遍、更强大和更完善的东西。这样看来，至少有一段时期，正义是内涵是相当丰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正义”所固有的多重含义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得以逐一呈现，并在每一特定社会的特定时期，“正义”的核心意义都有不同。【5】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存在于“某种平等”之中，之所以称“某种平等”，是因为他虽强调平等是正义的尺度，但却愿意容忍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他指出应按照比例平等原则把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如果甲方应得到的东西是乙方的一倍，那么他的所得分额就应当是乙方的一倍之大。（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26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提出了实现资源与经济地位平等化的更为广泛的规划。他们全力反对当时收入水平上的不平等的手段。
18世纪的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从自由是属于每个人的唯一原始的和自然的权利这一前途出发，将正义定义为“一些条件之总和，在那些条件下，一个人的意志能够按照普遍的自由法则同另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第265页）“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仅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主观目的的工具。每个个人都应当永远被视为目的本身。”（第81页）
在20世纪自然法复兴的浪潮中，罗尔斯则将平等与正义结合起来讨论正义。他的正义观念是由两个原则构成的：（1）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享有的类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将被安排得使人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使他们所依系的地位与职务向所有的人都开放。当然，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第266页）
霍布斯则将正义概括为安全。“主权者所应关注的基本自然法乃是在任何能够实现和平的地方维护和平，在和平遭受危险的任何时候组织防御。”（第266页）“保护生命、财产和契约的安全，构成了法律有序化的最为重要的任务；自由和平等则应当服从这一崇高的政治活动的目标。” （第267页）
由上观之，正义具有令人迷惑的多相性。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得到了各自著名的代言人的强有力的辩护。封建制度给予了安全观念以突出的地位，却降低了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尽管没有否认安全和某些平等形式的重要性，但却将增进自由视为是政府政策的首要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则试图消灭收入和财产地位上的差别，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平等满足人们的需要。再到后来，综合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博登海默指出“在自由、平等和安全三个价值这没有一个价值是应当得到无限承认和绝对保护的。”（第321页）正义要求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第325页）首先，共同福利不能被等同于个人欲望和个人需求的综合。其次，它也不是政府当局所做的政策决定，（第325—326页）而是一个社会通过个人的合作而生产出来的事物价值的总和，而这种合作极为必要，其目的就在于使人们通过努力和劳动而能够建构他们自己的生活，进而使之与人之个性的尊严相一致。【6】

三、法学的“合—分—合”规律
在古希腊的早期阶段，“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是是合一的。” （第4页）“法律被认为是由神颁布的，而人则是通过神意的启示才得知法律的。” （第3—4页）在臣民心中，法律崇高、神圣、权威，容不得半点怀疑。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仅限于此，故也不会有学派之争。也就是说，法律既然是神意的启示，而神是不容亵渎的，故这一时期的法是整体的、综合的。
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哲学和思想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化：哲学可是与宗教相分离，人们渐渐地不再把法律看作是恒定不可改变的神授命令，而认为它完全是一种人为创造的东西，为权宜和便利而制定，并可以根据人的意志而更改。（第5页）由于“人定法”的法律定位，更多的法哲学家从其所处阶级、所在历史环境出发，抽象出特定时期为维护社会秩序所应有的规则和运作机制。“我们在这些法律观点中洞见了大量的疑义和分歧。关于法律控制所应达到的目的以及行使这种控制所应采取的方法的问题，法律哲学家们未取得实质性的一致意见。”（第216页）以三大主流派为例。自然法学一直忽视对实证法律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理性和道德。法学的实证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回避实证法律的价值问题。简而言之，三大法学派企图人为地将法律的形式因素、价值因素、事实因素相分离。【7】在今天看来，似乎觉得有点不可理喻。因为正如美国法学家哈尔所说，法律是“形式、事实和价值的特殊结合。” 【8】然而，既然形成一种流派，并成为最重要的流派，一定不会只“徒有虚名”；它们或多或少有助于当时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有助于当时社会正义的彰显。或者说，它们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而不断演化，都反映着当时的社会需求。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每个历史时代都面临着一些社会控制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则需要最有才智的人运用其智慧去加以解决。为我们所知晓的许多绝对的法律哲学都表明，法律思想家都试图激励他们同时代的人去关注他们各自时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锐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种企图很可能是以一种过分戏剧化的方式实现的。（第233页）
时代发展到今天，先进的科学技术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行业在内部的分化的同时却出现了行业间的融合。如现在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评价不再仅考察其专业知识的深度，还要考察其了解的与所从事工作的知识的广度。再以法学为例，出现了法与经济学的交叉、法与数学的交叉、法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间的融合，使人们对某一学科的某一方面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使得这一学科本身的内涵不断丰富。人们为了获得全面的认识，往往会把各分支综合起来，以不至于出现认识的偏差。正如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所说:“综合是开启新型思维的钥匙,这种新的思维乃是我们正在进入的新时代的特色。” 【9】于是便出现了自然法学的实证主义化、分析法学对自然法学的让步、社会法学对自然学的让步以至最后的综合法学派。
（一)自然法学的实证主义化。
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富勒认为:自然法理论中也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法是使人类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他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程序自然法上。这种自然法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运用上,都是“尘世的”,它们不是“更高的”,更确切地说,如同木工为他建筑的房屋牢固所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它们是“较低的”法律。富勒对“程序自然法”的强调,表明他已深深进入了法律实证主义研究的领域。【10】
(二)分析法学对自然法学的让步。
代表人物是哈特。他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基本论点是:任何法律都会受到一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的深刻影响,也会受到个人的、超过流行道德水平的、更开明的道德观点的影响。法律和道德是有联系的,但并无“必然的联系”。他还提出了“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这一命题。他指出:人类社会有一个自然目的和五个自然事实。所谓一个自然目的是生存。五个自然事实是:1.人是脆弱的；2.人类大体上平等；3.有限的利他主义；4.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5.人的理解力和意志力是有限的。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自然目的与自然事实,人类社会必须有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的共同因素。这些行为规则就是“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由此可见,哈特所创的新分析法学已不再顽固地坚持法律与道德的严格分立,向自然法学靠扰的倾向已是相当明显。【11】
(三)社会学法学对自然法的让步。
庞德在其晚年的论著《通过法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明显“抱者对自然法哲学的同情”。（第154页）他把法律看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即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以付出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制度，法律的作用就是通过社会控制的方式不断扩大对人的需求、需要和欲望进行承认和满足，对社会利益进行日益广泛和有效的保护。因此，庞德并不是回避法律的价值，只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对它们做了重新接受而已。【12】
（四）综合法学的兴起
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对法理学的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后指出：“人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根据任何单一的绝对的因素或原因去解释法律制度。若干社会的、心理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以及若干价值判断影响着和决定着立法和司法。……法律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而法理学的任务就是要把组成这个网络的各个头绪编织在一起。”（第218页）他还认为，法的概念、规则、法律秩序都应该统一。他说：“尽管为了确保社会的法治，一个有关概念与规则的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创制这些规则与概念乃是为了符合生活的需要，而且必须谨慎，以免毫无必要地、毫无意义地强迫生活受一个刻板的法律制度的拘束。我们不能将法律变为一个数学制度和故弄玄虚的逻辑。尽管法律的规范标准与概括会防止法律变得过于不确定或短暂即变，但是它的安排却要受根据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和公平正义的要求所作的定期性评价的制约。因此法律自治只能是一种部分自治。试图把法律完全同外部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冲击着法律力图保护其内部结构所依赖的防护服——相隔开来的企图，必须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第259页）这样既防止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的这种刻板教条，又使法律受公平正义的制约及其它社会力量的影响，使分析法学、自然法学和社会学法学派的观念统一起来。【13】
四、结语
通过对《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的反复阅读，笔者认为“否定——否定”这一规律在法学的发展中，体现为“合——分——合”的趋势。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笔者先从“善”、“美”的词义出发，意在说明二者在早先时些的内涵的综合性。经过时代的发展，一些内涵从其中分离，有了自己独立的意蕴而为人们使用。然后过渡到第二部分的“正义”。笔者特意选取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正义观进一步阐述“合——分——合”的发展趋势。接着便步入正题，按时间顺序从蒙昧事情的法与神学的合写到三大主流法学派的“分”再到综合法学派的合。暂且不论综合法学派的这种尝试的结果如何，仅从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否定”规律这一点，就可认定，这一学派的是有其存在的土壤的，是适应时代需要的。
最后，为了表达对博登海默的崇敬及感激他对综合法学所做的贡献，笔者以书中为人广泛征引的一段文字作结：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四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尤其是由于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局限，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至少不完备时，情形更是如此了，我们不用像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从科学的观点看，历史上的大多数法律哲学都应当被打上‘胡说’的印记，相反，似乎可以更为恰当地说，这些学说最为重要的是它们组成了整个法理学大厦的可贵的建筑之石，尽管这些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就只具有部分和有限的真理。随着我们知识范围的扩大，我们必须进行这样一种事业，即利用人们过去所做的一切贡献的基础上，建立一门综合法理学，尽管我们最终可能发现，我们所描述的法律制度的基本蓝图，仍然是不全面的。（第217页）


参考书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详见吕世伦：《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
【3】塔塔尔凯维奇：《古代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4】[波]符.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褚朔维译，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213页
【5】[比]佩雷尔曼：《正义、法律和辩论》，D.Reidel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页。
【6】Abendlandiische Rechtsphilosophie,2ded(Vienna,1963).p.272转载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7】【10】【11】【12】薄振峰,杨帆,黄斌：《论当代西方法学思想的“综合”趋势》，载《东岳论丛》，2005年第5期
【8】Julius Stone.Living Legal System and Lawers’ Reasonin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