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是刑事法律体现其自身规律的关键,是折射一国法治状况的镜子,是人权保障和救济的主要据点。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内容,合法性是证据的形式,是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法律保障。[1]各国纷纷禁止具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定程序和权限获取证据,对非法证据的采信做出了规定,而对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取的证据则语焉不详。本文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内容、价值内涵、及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设想解析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以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
一、 何为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
(一)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内涵
【案例】《叶某运输毒品案》简介:被告人叶某驾驶客车运输毒品,途中搭载梁某。梁上车后发现车后座有疑似毒品的白色粉末状物品,遂骗取叶信任,获知该物确为毒品,于是梁报案。叶很快被公安人员抓获并查获毒品。辩护意见中认为,尽管举报人梁某未办特情耳目手续,但实际充当了特情的角色。但由于梁某签名的笔录有明显的诱人犯罪的表述,与法律相抵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举报线索应在客观合法的情况下进行,不等同于诱骗和陷害。梁某先骗取他人信任,再获取有罪证据,刑诉法规定严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证据,因此,梁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毫无疑问,梁某的证言属于非法言词证据,不予采信。但是,本案中还有另外一个证据——根据某的证言查获的毒品,是否具有可采性呢?实践中还有这样的情况,公安机关非法搜查获得犯罪嫌疑人记录犯罪的笔记本,了解了犯罪工具的藏匿地点,于是由此线索找到了犯罪工具。根据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四条的规定,上述案例中笔记本为非法证据理所当然不予采信。但是,以笔记本为线索获取的犯罪工具是否能采信呢?
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例不胜枚举。纵观这类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性:这类案件中最开始是用非法手段获得了证据,然后又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为线索合法的获取了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这里的其他证据是非法证据衍生出的证据。由此可以下个定义,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指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发现并采集的证据,其特点在于它的获取途径是以非法证据为线索采集。这类证据与采用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取得的证据相比较,其不同点在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其收集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这类证据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清楚了何为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那么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呢?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研究在国外先行,称之为“毒树之果”理论,我们可以实行“拿来主义”,根据我国国情完善法律制度中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规制。
(二)“毒树之果”理论及其例外
不同的诉讼价值理念、不同的法治文化传统国家对非法证据衍生证据的认定不一样。美国的诉讼价值理念中程序正义是重中之重。在审判中,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适用美国遵循了程序正义的要求。1920年,在Silverthorne Lumber Co. v. U. S.一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毒树之果”理论。在这一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非法获取的证据不能被用作继续得到其他证据的目的,这就是“毒树之果”规则的基本含义。[3]
“毒树之果”原则认为,所有通过宪法性侵权行为获取的证据,不论是直接所得,还是间接获取,由于受到这种违宪行为的影响或“污染”,因此都相当于“毒树结出的果实”。警察以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手段所得到的供述固然不具有可采性,他们从根据供述提供的信息中所获取的证据,作为非法供述的衍生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果我们一味的强调对这种“毒树之果”的绝对排除,那事实上,我们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于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不同的利益进行合理的权衡后,又为“毒树之果规则”确定了几项重要的例外:“微弱联系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不可避免的发现”。[4]
1.“微弱联系的例外”
所谓“微弱联系的例外”,又被称为“污染消除”(purged taint)的例外。如果违反宪法的行为与某一证据之间的联系极其微弱,以至于违宪行为对该证据的“污染”已经基本上被消除殆尽,那么,该证据尽管为“毒树之果”,却仍可以被采纳为证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法官在适用这一例外时需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违宪行为的发生与派生证据的获取所间隔的时间;二是在违宪行为与派生证据之间介入的其他情况;三是违宪行为的目的及其恶劣程度。在最初的违宪行为与最终的证据之间介入一些外部的因素,这是“污染”得以消除或者因果关系得以减弱的原因。这一规则的关键是:介入的外部因素是否消散了或者足以否定了当初警察的先行非法行为。这是法院基于个案而做出的自由裁量。换言之,先行污点是否已经被充分消除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它可能会因法官而异,并没有一个简明的规则或简单的答案。
2.“独立来源的例外”
所谓“独立来源的例外”,是指警察最初通过非法程序发现了某一证据,但并没有立即将其获取,而是随后通过与原先的非法行为毫无关系的活动,最终以合法的方式获取了该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该证据不被视为受到最初非法行为“污染”的证据,因而具有可采性。当然,检察官要想使法官适用这一例外,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该证据最终是通过某一独立和合法的来源而获得的,该来源与原先的非法手段并没有关系。适用“独立来源”例外实际上也是为了在犯罪控制与纯粹的正当程序之间寻找妥当的平衡点。在独立来源的例外与微弱联系的例外之间存在区别。根据独立来源的例外,证据是从一个与非法搜查、扣押无关的来源收集的。因此,虽然证据可能被认为不可信,但由于不牵涉非法行为,它是可以采纳的。与此相对照,根据微弱联系的例外,证据是作为非法行为的结果而搜集的,但介入的外部因素抹去了先行非法行为的污点。实际上,介入的外部因素净化了证据中的先行非法行为。
3.“不可避免的发现”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尼克斯诉威廉斯案(Nix v. Willams)中认为,如果通过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合法调查途径必然会发现这类证据,那么“毒树之果”原则并不禁止违反宪法获得的证据的可采性。在默里案(Murray v. U. S.)(1988)的裁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不可避免的发现”的例外实际上是从“独立来源”例外推断出来的。因为有污点的证据只要实际上是通过独立来源发现的,就具有可采性。而所谓的“不可避免地或必然被发现”,其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有另一个行为或肯定会有另一个行为(虽未实际发生)会导致证据被发现。
二、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价值内涵
(一)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诉讼法上的价值
“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5]正义分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实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实体正义的实现使人们最终相信自己的权利会得到保障。但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会有价值冲突,实践中存在保障了程序正义损害了实体正义,实体正义获得了保障程序正义受到损害的情形。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中如何找到最合适的“黄金分割点”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难题。证据是呈现法律事实的灵魂,是诉讼中不可或缺的内核。证据的目的是对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论证以达到法律对事实的承认,实现案件裁判的公平正义。因此,证据的合理采信是取得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黄金分割点”的切割刀。
证据的采信不仅要考虑证据的客观真实,还要考虑证据的取得方式是否合法,若是单单只注重证据对于案件客观事实的论证意义,对取得证据的方式是否合法置若罔闻,那么获取证据的手段必定五花八门,以侵害公民权利的方式采集证据的手段必定会出现。因此,各国纷纷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我国亦然。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规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延伸,但是我国对于这类证据是否采信语焉不详。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证据制度中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证据制度将残缺不全。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本身特点是它的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由这种证据的产生特点可以看出它不具有强“污染性”,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证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若在案件中采信,对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具有强大的保障力。
(二)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L.亨金。国家制度可以是各国有别,人的权利则是普遍并超越国界的。[6]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已经扩展为人权范畴。在各领域的人权保障中,“诉讼人权保障更主要地指个人人权(非集体人权)保障,具体而言就是指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7]在诉讼人权中,诉讼参与人——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处于同等的地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现象,使得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必要的措施。但是,仅仅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也不合时宜,被害人的保护也是必须。在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后,又对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进行绝对的排除则很可能使某些犯罪人逃避法律的惩罚,这对被害人的权利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价值冲突是法存在的前提条件,法的功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在价值冲突中的价值丧失与耗损。立法者无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中做出何种选择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不愉快的代价。违反法定程序、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是违背近现代法治国家的政治理论的,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非法侵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取得的证据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其本身是反映真实情况的,甚至可能成为证明犯罪事实最为直接和关键的证据,采用则可能顺利追究犯罪、平息民愤、维护秩序,排除则可能放纵犯罪、极大的打击民众对正义和法律的期望,甚至使国家在政治上遭到损失。1926年美国知名法官卡多佐(Cardozo)在纽约州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卡多佐认为:“证据不得任意排除,否则岂不是因警察的一时疏忽,而让罪犯逍遥法外。”[8] “证据是个‘无辜者’”。[9]我们不能在证据的采信中产生一个谬误——以非法证据排除的名义断送非法证据衍生证据合法收集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三、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不足
在我国,宪法对保障人权、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例如,《宪法》第33条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等等。与宪法相适应,新修改的刑诉法第五十四条也对非法收集的证据做出了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立法上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占了一席之地,但是对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如何处理并未提及。
湖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８３号）
《湖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已经１９９５年８月２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发布施行。
省长 蒋祝平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湖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境内非城镇户口的农村公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从实际出发，以保障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为目的；坚持以农民自我保障为主、自助与互济相结合、社会保险与家庭保障相结合、自愿投保与积极引导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职责，纳入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切实加强领导，协调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各级民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农村（含乡镇企业，下同）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主管部门。
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协同民政部门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第二章 保险费交纳
第五条 交纳保险费的年龄，一般为20周岁至60周岁。
第六条 保险费以个人交纳为主。有条件的地方，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可予适当补助（含国家让利部分，下同）。个人交纳的保险费和集体的补助分别记在投保人名下。
第七条 投保人原则上应在其户籍所在地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乡（镇）企业职工由其所在企业组织投保。
第八条 保险费分按月交纳和一次性交纳两类。按月交纳标准设2、4、6、……元等档次；一次性交纳标准设200、400、600、……元等档次。
第九条 投保人可根据其经济条件自主选择交纳保险费的类别和档次，也可根据自身经济条件的变化相应调整交纳保险费的类别和档次。
第十条 同一投保单位，投保对象应平等享受集体补助。在没有实行独生子女补助的地区，独生子女的父母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其集体补助可高于其他投保对象。
乡（镇）企业对职工及其他人员的集体补助，应在缴纳所得税前按允许扣除的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最高不超过17％）提取并税前列支。
第十一条 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投保人不能按期交纳保险费的，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批准，在规定时间内可暂时停止交纳保险费；恢复交纳保险费后，对于停止交纳期间的保险费，有条件的也可以自愿补交。
第三章 养老金给付
第十二条 投保人年满60周岁后，根据其交纳保险费的档次及年数领取养老金。投保人交纳保险费期间调整过交纳保险费档次的，应将不同档次不同时期所积累的保险费金额合并计算后再确定其领取标准。
养老金给付的具体办法和标准，按照国务院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投保人在60周岁前身亡的，个人已交纳积累的全部本息（扣除管理服务费），应及时退还给其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
第十四条 投保人领取养老金，保证期为10年。领取养老金不足10年身亡者，其保证期内剩余年限的养老金，可由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继承；无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的，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负责支付其丧葬费；领取养老金超过10年仍健在
者，按原标准继续领取养老金直至身亡。
第十五条 投保人将非城镇户口迁往异地的，若迁入地已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将其保险关系（含扣除管理服务费后，个人已交纳积累的以及集体补助的全部本息）转入迁入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若迁入地尚未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退还其交纳积累的全部本
息（扣除管理服务费）
投保人因招工、提干、考入大中专学校等原因将非城镇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转入单位已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可将其保险关系（含扣除管理服务费后，个人已交纳积累的全部本息）转入其所在单位投保的保险机构，或将其交纳积累的全部本息（扣除管理服务费）退还给本人。
第十六条 养老金给付权益不得转让、抵押、还欠贷。
第四章 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与监督
第十七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以县（含县级市、省辖市的区，下同）为单位统一筹集、核算和管理。
第十八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应在银行开设“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专户”，实行专户储存，专款专用。
禁止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挪作他用。
第十九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除留足需现支付的养老金外，应按有关规定要求使其保值增值。保值增值的途径主要是购买国家发行的债券、存入金融机构。增值部分并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不得直接用于投资。
第二十条 储存、管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单位，应保证向投保人如期足额兑付，保证基金的保值增值，负责基金的安全运行和承担相应的风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储存、使用、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民政厅制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一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费由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一次性提取，实行分级使用，其提取比例为当年收取的养老保险费总额的3％，具体管理使用办法按国务院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和按规定提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费以及个人领取的养老金，都不计征税、费。
第二十三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费，应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和其他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五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二十四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委员会，实施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分管民政工作的负责人任主任，民政、财政、计划、税务、乡镇企业、计生、教育、审计、人民银行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为成
员，办公室设在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第二十五条 各级民政部门负责贯彻和执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管理体系，指导、监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各级民政部门应设立具有协调能力和法人资格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负责经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业务，管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第六章 处 罚
第二十六条 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养老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应责令当事人限期如数退回虚报冒领的养老金，并处以相当于虚报冒领款额30％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不及时足额支付养老金的，由其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补足；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擅自提高提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费比例，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直接责任者和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直接用于投资的，责令限期追回投资，并没收其投资所得，对直接责任者和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贪污、挪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费，尚未构成犯罪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后，对农村优抚对象、社会救济对象、五保户、贫困户的现行保障办法仍予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有关问题，由省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