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祝铭山副院长在第二次全国法院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及《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的通知
199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
现将祝铭山副院长在第二次全国法院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印发给你们，请根据讲话精神，结合本地区法院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领导，促进档案工作的发展。
《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等八个规章制度是根据《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档案工作的特点，并广泛征求了地方人民法院和国家档案局的意见后制定的，是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档案工作统一的、共同适用的、一体遵守的规章制度。各级人
民法院都应当组织档案干部及其他有关人员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上级人民法院应当经常检查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并报告我院。

附一：认真贯彻执行《档案法》进一步做好人民法院的档案工作
同志们：
第二次全国法院档案工作会议今天开幕了。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传达贯彻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和全国档案系统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精神，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总结8年来全国法院档案工作的主要成绩及基本经验，确定今后全国法院档案工作建设和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主要措施，讨论制定
《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把法院档案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下面，我讲两个问题：
一、八年来全国法院档案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基本经验
自1983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法院档案工作会议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法制建设和审判工作的迅速发展，法院档案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各地认真贯彻落实第一次全国法院档案工作会议的精神，大力加强档案业务建设，认真学习贯彻《档案法》，积极参加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组织的档案工作达标升级活动，使法院档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基本上实现了档案集中统一管理
近8年来，各级人民法院领导和档案工作人员通过学习有关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文件，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档案法制观念也不断增强，积极做好档案的收集、整理、抢救、编目和归档、保管工作，现在已基本上实现了档案集中统一管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
国法院档案部门接收、收集、整理、编目后入库保管的各种门类和载体的档案已达5000万卷（件），相当于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馆藏档案总数10400万卷（件）的48％，档案数量居全国各个系统之首位。在这5000万卷（件）档案中，各类诉讼档案占97％，其他行政文书、
会计、基建、声像、法医等门类档案占3％。近几年来，随着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海事等各项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全面展开，所形成的档案越来越多，每年大约递增280万至300万卷（件）。
在随时做好档案收集、整理、归档、保管的同时，辽宁、山东、安徽、浙江、河北、河南、江西、四川、北京、上海等地人民法院，都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整理抢救了建国前和建国后五十、六十年代形成的历史档案约1000万余卷（件），如浙江省各级人民法院重新整理
历史档案100万余卷，抢救和找回了10000余卷。通过整理抢救，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宝贵档案财富的完整与安全。
（二）初步建立健全了档案工作机构和配备了档案工作人员
建立健全档案工作机构，配备专职档案干部，这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必要条件。根据第一次全国法院档案工作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设档案处，高级人民法院设档案科，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也应设档案机构或专职人员”，“应当配备政治可靠、责任心强、懂得法律和熟悉审判
业务、身体健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书记员、助理审判员或审判员专职做档案工作”的要求，经过八年的努力，目前已有753个人民法院，建立了档案处、科、室，占全国法院总数的22％；未建立档案工作机构，但已经配备专职档案干部的人民法院有662个，占19．4％；配
备兼职档案干部的2006个，占58．6％。30个高级人民法院中，有27个已建立了档案科；各大、中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大多数也建立了档案科、室。迄今，全国法院已经有专职和兼职档案干部4500余人。通过实践锻炼和业务培训，档案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普遍有所
提高。
（三）档案工作的物质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
大多数法院在办公用房紧张、经费紧缺的情况下，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不断增加对档案工作的投入，为档案工作的建设和发展创造条件。目前，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已拥有档案库房面积12万余平方米。有不少法院做到了档案干部的办公室、外调人员阅卷室和档案库房分开。档案装
具也逐步增添或更新，已有制式（铁制）档案箱20万个，非制式（木制）档案箱45000个，制式档案密集架1500节（相当于制式档案箱10000余个）。有些法院还购置了档案缩微机、电子计算机、复印机、除湿机等设备。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兴
建了比较标准的专用档案楼；天津、安徽高级人民法院购置使用了档案缩微机；河北、北京等高级人民法院开始应用电子计算机检索档案，他们研究开发的计算机软件，分别被国家档案局评选为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四等奖。

（四）档案工作为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了大量有效的服务
法院档案的利用率高，社会效益较好。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提供利用约350万卷（件），占库藏档案总数的7％，在为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有些法院档案部门除了按照常规提供原始档案的服务外，还积极做好档案和资料的编研工作，开发档
案信息资源，更加及时、准确、高效地为利用者服务，受到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好评。
（五）涌现出一批档案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各地都有一些法院档案部门因工作成绩显著，受到表彰和嘉奖。据不完全统计，在达标升级活动中已被评定为省标一级或二级，或者被评选为省级、地、市级档案工作先进单位，或者被高、中级人民法院评选为先进集体、记功嘉奖的单位，已有255个；被评选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记功嘉奖的先进个人，已有200余人。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档案科长马延芳同志、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主任厉园卿同志，被评选为全国档案系统先进工作者。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科长刘玉波被评选为鞍山市劳动模范。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档案科被评选为河
北省档案工作先进集体，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科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记集体二等功，等等。这些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是我们法院档案工作人员的优秀代表，是全国法院广大干警学习的榜样。
8年来，人民法院的档案工作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为今后法院档案工作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加强领导。实践证明，各级法院领导重视档案工作，切实把档案工作列入领导的议事日程和工作计划，有布置、有检查，积极想办法为档案部门和档案干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办实事，讲实效，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关键。例如，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领导十分重视档案工作，大事亲自过问，解决问题态度坚决、措施有力，因而能够在短时间内使所辖法院的档案工作100％达标升级，而且一步到位。
第二，严格依法治档。《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是建设和发展我国档案事业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认真贯彻执行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对档案工作实行依法管理，才能够做到档案收集齐全、整理系统、鉴定准确、保管安全、利用方便、管理科学，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
和现代化。不坚持依法治档、管档，各行其是，是不可能把档案工作做好的。
第三，充分发挥档案部门和档案干部的积极性。法院的档案部门是主管档案工作的职能部门，担负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档案，以及对院内各立卷单位和下级法院档案工作的监督和指导等繁重的任务。档案干部工作很辛苦，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积极地为档案干部创造比
较好的工作条件，支持他们的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学习上关心爱护他们，既对他们严格要求，又及时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调资晋级、任命职称、提拔干部等各个方面，与审判庭和其他部门的干部一视同仁，使他们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并充分发挥积极性，这是做好档
案工作的重要条件。
第四，与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密切配合。各级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人民法院的档案部门要与他们密切配合，积极接受他们的监督和指导，主动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近几年来，许多人民法院在宣传贯彻《档案法》、培训档案干部、开展档案
工作达标升级活动等各项工作中，都主动与当地档案局加强联系，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法院档案工作的发展。

我们在总结8年来法院档案工作成绩的同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少数法院的档案工作至今还比较落后，与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需要很不适应；有些法院领导对档案工作还不够重视，没有把档案工作摆在应有的位置上，对档案工作“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
起来不要”，档案部门一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有不少法院档案干部数量严重不足，素质偏低，远远达不到原劳动人事部和国家档案局的规定要求，很难完成档案工作任务；有些法院档案基础业务建设和管理工作比较差，案卷质量不高；大多数法院历史档案的鉴定、
整理、抢救工作尚未开展或尚未完成；不少法院档案库房和必要装备严重紧缺。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今后十年全国法院档案工作建设和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主要措施
今后1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非常关键的时期，也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人民法院的档案工作，是法院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法院都应当进一步提高对档案和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档案是党和国家的
宝贵财富，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事业，是党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要进一步重视档案工作，加强领导，解决档案部门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促进档案工作的开展，更好地为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服务。
（一）奋斗目标
根据《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精神，以及全国法院的实际情况，到公元2000年，人民法院的档案工作应当建成一个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管理科学、有效服务，具有人民法院特点的档案工作体系。
门类齐全，就是要把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所形成的诉讼档案、行政文书档案、声像档案、法医鉴定档案、会计档案、基建档案、干部教育档案、科研档案及其他档案，全部收集、整理、归档，集中统一管理起来。
结构合理，就是各级人民法院普遍建立健全与职能任务相适应的档案工作机构，配备与职能任务相适应的专职档案干部，并有计划地在最高人民法院、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人民法院档案馆。
管理科学，就是要按照档案的形成规律和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运用先进的管理思想、方法、技术和手段，完善各项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管理好档案和档案工作，在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基础上，逐步实现现代化。
有效服务，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法院工作的需要，做好档案资料的编研工作，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在保证档案安全，不泄露国家秘密的前提下，充分提供利用，发挥档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这个奋斗目标的核心是加强档案的科学管理和有效利用。这是我们考虑、部署今后法院档案工作建设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
（二）主要措施
1．进一步贯彻执行《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
《档案法》实施已经3年多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广泛开展了学习、宣传、贯彻《档案法》的活动，依法治档已初见成效。但是，有些法院没有严格按照《档案法》的规定要求加强档案工作建设，业务工作进展迟缓，服务工作开展得不活跃。各级人民法院对贯彻执行档案法的情况要进
行一次认真的检查、总结，肯定成绩，找出问题，并认真研究解决，真正做到依法治档；档案部门和广大档案干部要做执法的模范，依法做好档案工作，维护档案安全。

2．严格执行人民法院档案工作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抓好档案管理规范化、标准化、逐步实现现代化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的规定，在第一次全国法院档案工作会议讨论制定的两个办法、一个规定的基础上，反复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以及国家档案局的意见，拟制了《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等8个规范性文件，作为全
国各级人民法院档案工作统一的、共同适用的、一体遵守的规章制度，待会议讨论修改后印发执行。各级人民法院都应当组织档案干部及其他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坚决执行，不得各行其是。各高级人民法院必要时也可以补充制定一些适合本地区情况的规章制度。上级人民法院要经常检查监
督执行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今后，随着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发展的需要，将继续适时地制定一些新的规章制度，使档案工作切实做到依法管理、有章可循。
3．加强档案基础工作，提高档案质量
加强档案基础工作，主要是抓好立卷归档、收集整理、编目保管3个重要环节。
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法院档案质量不够高，文书材料收集不齐全、材料排列次序混乱、目录和卷宗封面项目填写不全、装订不整齐、书写不工整，特别是用铅笔、圆珠笔、红墨水笔、彩色笔书写、修改、签发文件材料的做法屡禁不止，影响了档案的质量和寿命。同时，档案集中统一管
理的问题也未完全解决，有的法院虽然有档案部门，但没有按规定移交归档，使档案尤其是一些文件、文稿、会议材料长期散失在立卷单位或个人手里，不利于保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档案部门和档案干部应当增强事业心和责任心，认真履行职责，
严格把关，对不合格的案卷坚决不接收归档，对不按期归档的单位和个人要督促其按期归档。人民法庭的档案应当按规定期限移交给法院档案部门集中统一管理。档案质量问题应当列入书记员、内勤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的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作为考核干部、晋升职务的一项内容。在今后
两、三年内，档案质量应有明显的提高，优良卷应达到70％以上，不合格的案卷不能超过5％。要严格把关，对不合格的案卷坚决不能接收归档。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同志要起表率作用，不要用铅笔、圆珠笔、红墨水笔、彩色笔修改、签发文件材料，对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也要按规定期
限归档，集中统一保管。此外，各级人民法院档案部门要切实做好档案基础数字的统计工作，做到及时、准确，并按规定期限填表上报上级法院。
4．继续做好历史档案的鉴定、整理、抢救工作，确保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目前，全国法院保存的档案中，特别是建国前的和建国初期形成的历史档案，由于时间长、纸质差、保管不善、几经搬迁等多种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字迹褪变、材料残缺、案卷破损比较严重，其中有一部分是很有价值的重点档案，应当抓紧整理、抢救。除对建国前后形成的历史档
案进行整理、抢救外，对60年代、70年代前期形成的档案也要加以整理。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在近期内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的检查，确定重点整理、抢救的范围。在经费方面除了法院自筹解决外，有困难的要申报当地财政部门拨专款解决。为了避免在整理、抢救工作中人、财、物的浪费，
首先应当组织力量对历史档案进行鉴定，对确有保存、利用价值的应进行整理、抢救，对已超过规定保管期限，又无继续保存价值的，可按规定保留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并登记造册，其余材料予以销毁。整理、抢救历史档案既要严肃认真，又要讲究质量，必要时，可聘请有关部门的
技术人员予以指导。在今后三、五年内，各级人民法院都要把这项工作抓好，不能再拖下去了。
5．抓好档案库房、装备建设，进一步改善档案管理和保护条件
库房、装备等基础设施是档案工作必备的条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在这方面作更大的努力，下更大的力气，抓出更大的成绩。在兴建、扩建办公楼或法庭时，应把档案库房的建设考虑进去；在购置办公设备时，要把添购档案装具和其他用品计划在内。有条件的法院，可以购置复印机、
电子计算机、空调机等一些现代化装备。
6．抓好档案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
各级人民法院要尽快地建立健全与职能任务相适应的档案工作机构，这是既关系到现在，又关系到将来档案事业发展的大事，特别是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既要抓好本院档案的管理，又要抓好对下级法院档案工作的监督指导，没有档案工作机构是不行的。在一、二年内，无论
如何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同时，要按照规定配备好档案干部，数量和素质都应达到要求。
要强化对档案干部的思想教育，重点是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的教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使他们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对档案干部要有计划、分期分批、分不同层次进行专业培训，可以选送一部分青年
骨干到档案专业院校深造，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档案干部队伍。争取到1995年，在职档案干部中，有20％达到大专以上档案专业程度，40％达到中专档案专业程度。到2000年，这两个指标要分别达到有40％和60％。关于档案干部的职称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尽快给予妥
善解决，对符合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书记员条件的，应采取适当办法任命审判职称，对符合档案专业技术职称条件的，要解决档案专业技术职称问题。
7．积极参加档案工作达标升级活动，提高档案工作的水平
目前，已有部分人民法院档案部门参加了当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的档案工作达标升级活动，效果很好。我们准备在全国法院范围内也开展档案工作考评定级活动，已经制定出办法和标准，明年开始进行。开展这项活动要采取一级抓一级的办法，最高人民法院抓高级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抓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抓基层人民法院。应当注意的问题是：必须严肃认真，从严掌握，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注重平时，工作扎实，不搞突击，不要影响其他工作的正常进行；勤俭节约，不讲排场，不铺张浪费，严格遵守财务制度。
8．不断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编研开发能力，更好地为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服务
人民法院的档案，是法院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重要依据和必要条件。提高编研、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能力，充分利用档案为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服务，为社会各方面服务，是档案工作的长期任务，也是衡量档案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志。今后，高、中级人民法院和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
应当编制出比较科学的档案检索工具，编写出全宗介绍、组织沿革、大事记、发文汇集或专题汇集，并积极进行标准化著录工作和电子计算机检索、统计、分析档案的研究，有条件的法院还可以利用档案资料修史编志。档案部门力量薄弱的，可以与其他部门联合进行编研开发，优秀成果要
及时推广应用。
9．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档案工作的监督和指导，促进各级人民法院档案工作均衡发展
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是做好档案工作的重要条件。总的看来，这一工作还比较薄弱，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根据《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和法院档案工作的实践经验，上级法院主要应从下列六个方面加强对下级法院档案工作的监督和指导：
（1）制定适合本地区法院档案工作的具体规章制度，以加强对档案的科学管理；
（2）制定本地区法院档案工作的发展计划，召开本地区法院档案工作会议或经验交流会；
（3）组织本地区法院档案工作的专题学术研究与交流；
（4）对本地区法院档案干部进行培训；
（5）对所辖法院档案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帮助研究解决或集中向上级请示汇报；
（6）组织对本地区法院档案工作进行检查评比和考评定级工作。
10．进一步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
各级人民法院的主要领导同志要增强档案意识和档案法制观念，关心档案工作，主管院长和办公室主任，要把档案工作作为一项大事来抓。要抓好政治思想工作，使档案干部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服务方向。要抓好档案工作发展计划，协调好内部、外部各方面的关系，为档案部门
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要在具体工作上加强指导、帮助，为档案部门多办些实事，特别是帮助档案部门解决好人、财、物问题，以稳定档案干部队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档案部门和档案干部中工作成绩突出的，应当依照《档案法》规定予以表彰奖励，对他们的先进模范事迹，应当及时
总结推广，以促进法院档案工作的发展。
同志们，今后法院档案工作建设和发展的任务虽然艰巨，但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应当扎扎实实地工作，力争档案工作每年都有所进步，有所提高，使档案工作与审判工作协调发展，在科学管理和有效利用上创造出更大的成果。

附二：祝铭山副院长在第二次全国法院档案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同志们：
第二次全国法院档案工作会议今天结束了。这次会开得是好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几句话：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制定了制度，学到了经验，具体讲：
第一，提高了认识，这次会议学习了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文件和其他一些文件，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大家的档案意识有了很大增强。通过这次会议，对档案工作在法院整个工作中的地位、作用，加强法院档案工作对审判工作及其它工作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提高认识，是解决
问题的前提。思想认识明确了，才能真正把档案工作中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才能认真采取措施，加强和促进档案工作。
第二，明确了方向。会议开始时，我在讲话里提到了今后10年法院档案工作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主要措施，这就是我们今后的方向。但达到这个目标要有一个过程，近期一、二年内解决什么问题，四、五年内解决什么问题，到本世纪末解决什么问题，都要有具体安排。各地应从自己
的档案工作现状和主客观条件出发，考虑和布署档案工作，一步一步地达到预定目标。
第三，制定了制度。我们在会前起草了八个规范性的文件提交会议讨论。这八个文件是全国法院共同遵守的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在起草、修改过程中，吸收了各地法院的意见，还征求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经过讨论，大家都原则上同意这几个文件。会后，还要根据讨论的意见
进行修改，最后定稿下发。这次会议主要议题就是讨论这八个文件。因此，可以说这次会议是法院档案工作健全规章制度的会议。
第四，学到了经验。会上，几个档案工作搞得比较好的法院介绍了经验，对大家启发很大。有些同志在发言中讲，没开会之前，不太了解全国法院档案工作的全面情况，还觉得自己那里档案工作不错，自我感觉良好。通过交流经验，深深感到自己那里还处于后进状态，同先进单位相比
，差距很大。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档案工作底子的厚薄不一样，因而档案工作不平衡，就不可避免。我们国家大，各地情况不同，不可能齐步走，不应当用一个尺子来衡量。但造成不平衡也有人为的因素，就是有的地方如果领导更重视一些，档案干部工作更积极一些，还可以把工作
搞得更好，但由于努力不够，就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甚至至今还比较落后，连自己也不满意。这是由于自己的主观因素造成的。这次会议，对许多同志有启发、有触动，决心回去后更加努力，改变自己那里档案工作比较后进的现状。
这次会所以开得比较好，原因之一是准备比较充分。准备工作不仅是最高法院做的，是全国各级法院共同做的。参加会议的每一位同志都付出了很多辛苦，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把文件修改好，把会开好。会开得紧凑、活跃、充实，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四川省法院为会议做
了周到的安排，提供了有效的后勤保障，使这次会得以顺利召开，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即对会议的评价。
第二个问题，进一步提高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大家都知道，档案是历史的记录。人类有文字以来，人们就在社会活动中使用并保存文字记录。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专门工作，这就是档案工作。档案是历史的产物，伴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发展。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到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档案浩如烟海，无比丰富，是巨大的宝库。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档案既是本国人民的财富，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在一个国家中，任何一个行业的档案，既是本行业的财富，也是国家的财富。我们人民法院的档案同其
他部门的档案一样，都是人民的财富，党和国家的财富。之所以说档案是宝贵的财富，是因为档案的利用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社会发展服务。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充分利用各个方面的档案，同时也在形成新的档案。今天形成的档案对后人就是可以利用的
历史财富。
不久前，国家档案局召开的全国档案工作会议，讨论了档案事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提出要把档案事业列入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一个部分。档案事业本身就是社会发展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档案工作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法院的档案是审判
工作的重要依据和必要条件。在诉讼活动中，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档案；法院其他工作也离不开档案。审判工作不仅要利用诉讼档案，而且还要利用行政文书档案。审判活动过程中在反复利用档案，同时又在不断地丰富既成的档案和形成新的档案。现在，全国法院档案有5千多万卷，主要
是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审判活动中形成的，它们既是过去审判工作的记录，又是今天乃至以后某些审判工作的依据和参考。没有档案，审判工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应当把档案工作放到法院工作全局中加以认识，在安排工作的时候，要把档案工作作为整个法院工作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考虑进去，使档案工作同审判工作同步发展。为此，各级法院领导要增强档案意识，提高对法院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档案管理人员更应该如此，因为档案工作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审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同样应该树立和增强档案意识，他们虽然不是档案专职人员，但他们利用档
案，有的还部分地参与档案工作，如立卷、归档等等。院长、庭长，都要把档案工作放在自己的视线之内，放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之内，以身作则，作支持和爱护档案工作的表率，同时还应该教育每一位同志，大家都来关心档案工作。
第三个问题，机构和队伍问题。我们讲，要设立与任务相适应的档案工作机构，什么叫相适应呢？就是能够适应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客观需要。档案工作不仅对审判工作要提供有效服务，对法院其他各项工作也要提供有效服务，而且还要对社会有关方面提供有效服务。没有相应的机
构，就难以做到有效服务。目前，全国法院设立档案工作机构的才占百分之二十几，比例很小，还有许多法院应设立机构而没有设立。第一次全国法院档案工作会议对机构提出了要求，最高法院设立档案处，高级法院设立档案科，比较大一些的中级法院也可以设立档案科，基层法院要设档
案室。现在看来这个要求已经有些不适应客观需要了，需要做一些调整。有的高级法院馆藏卷数很多，利用率很高，工作量很大，可以考虑设立档案处。多数中级法院应设立档案科。对机构设置，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不盲目贪大，也不搞一刀切。
现在，全国法院档案队伍已经初具规模。我们要努力建成一支政治上强、业务上精、作风过硬的档案队伍。政治上强，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档案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业务上精，就是要精通档案业务。现在，各级档案行政部门在各地所设立的档案馆，已经实行了档案专业职务
聘任制，我们还没有做到，法院档案干部绝大多数还没有达到专业职务的条件要求。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唯其如此，才能建设成一支专业化队伍。作风过硬，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爱档案事业，有为档案事业献身的精神。档案工作很具体、很辛苦、很劳累、也很繁杂，我们提
倡档案干部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平凡的工作中为党为人民作贡献。
要培养一支好的档案队伍，就必须对档案干部进行培训。这个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应当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不同层次的培训，经过培训有些同志要达到大专以上档案专业程度，有些同志要达到中等档案专业程度，有些同志要经过短期培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在国家教委
批准的大专学历成人教育当中，已设置档案专业，我们提倡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年纪较轻的同志，能够通过电大、函大、业大档案专业的教育，取得档案专业大专学历；有些同志可以通过中等成人教育，取得档案专业中专学历。法院领导要关心这件事，在全面安排干部培训工作时，要把档
案干部培训也考虑进来。从现在起，经过今后十年努力，建立一支具有一定数量档案专业高级职务和中级职务的干部队伍。
第四个问题，筹建专门档案馆和改善现有的档案工作条件问题。国家档案局已同意法院系统设立专门档案馆，最高法院、有条件的高级和中级法院可以考虑建馆。档案馆是事业单位，建馆要经过档案行政等部门批准。建馆以后，档案工作人员就要实行专业职称聘任制，有自己的工资系
列。现在绝大多数法院还不具备条件，我们要经过几年的努力，建起一批法院专门档案馆。当前，主要是改善档案工作条件问题，有些地方档案工作条件比较好，还使用了电脑和缩微机；但有些地方档案工作条件甚至相当艰苦，还没有库房，没有装具。对改善工作条件问题，应主要强调讲
两点：一是要态度积极，努力去做。事在人为。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经济条件大体相同的不同地区，有的法院档案工作条件就比较好，有的就比较差，可见主观努力的重要。改善工作条件需要花钱，法院在做业务经费预算时，应把档案经费列进去。密集架买不起
，铁柜总要买吧；铁柜买不起，木柜得买吧，总不能老用麻袋去装档案！二是要实事求是，有条件的省可以使用计算机等现代化工具，这能够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没有条件的，还得靠手工来做，但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加以改善。希望我们的档案工作年年都有进步，一点一点积累，集腋成裘
，最后全貌就会改观。
以上我讲的四个问题，供同志们参考。这次会议是法院档案工作建设的重要会议，请各地同志回去以后向院领导汇报，传达贯彻好会议精神。

附三：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民法院档案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和《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档案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民法院的档案大部分是诉讼档案。诉讼档案是国家重要的专业档案之一，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做好审判工作，实行审判监督的重要依据和必要条件。诉讼档案管理工作是审判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的档案机构负责集中统一管理本院的全部档案（包括各种门类和载体的档案），积极提供利用，切实为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服务。确保档案的完整与完全，是人民法院各级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任务。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工作，接受上级人民法院档案机构和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二、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置与职能任务相适应的档案机构，配备与所承担任务相适应的专职档案干部。
第六条 各级人民法院档案干部的配备，参照劳动人事部、国家档案局的有关规定，从法院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现以保管档案一万卷（件）设专职档案干部一人为基数。超过部分每超过一万五千卷再增配一人。
第七条 人民法院档案机构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统一收集、整理、保管、统计本院全部档案，并积极有效地开展利用和编研工作，为本院领导、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服务。
（三）监督和指导本院各审判庭（含人民法庭）和其他部门文书材料的立卷、归档工作。
（四）中级以人民法院的档案机构，根据需要负责建立健全本辖区内法院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制定档案工作计划，召开档案工作会议，组织经验交流，对档案干部进行业务培训，对下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工作进行业务监督和指导。
（五）领导交办的其他档案工作任务。
第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选调政治可靠，责任心强，身体健康，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书记员从事档案工作。对未明确职称的档案干部应任命或评定相应职称。档案干部队伍应保持相对稳定。
第九条 各级人民法院对忠于职守，努力钻研业务，工作成绩显著的档案干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三、档案的接收和整理
第十条 人民法院的档案机构要按照规定，做好档案的接收检查归档工作。应当确保案卷的质量，对不符合要求的，不得接收归档。
第十一条 归档后的档案，应在卷宗封面右上角盖“归档”章。同时，根据类别、年度、审级、保管期限登记档案目录和检索卡片。
第十二条 诉讼档案以案件为保管单位。同一案件由于审级改变或其他原因形成几个案号的案卷，应当合并保管。并卷要求是：再审卷并入一审或二审卷；向本院提出申诉所形成的申诉卷并入本院的审判卷，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所形成的申诉卷由上级法院立卷归档；近年申诉卷并入早
年申诉卷。卷宗合并时，要在卷宗封面、卷宗登记簿和检索卡片上注明移出、移入的相关案号。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都应根据各自档案的实际情况编制科学的检索工具，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四、档案的利用
第十四条 本院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借阅档案，须持所在庭、室领导签字的借卷单，借出的档案应按规定期限退还。该工作人员调动工作时，应经档案管理部门办理清结手续。
第十五条 党委、人大常委会和有关法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借用档案，须持正式介绍信和工作证（身份证），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办理借卷手续，并限期归还。其他单位原则上不准借用。
第十六条 外单位查阅档案，应持有县、团级以上（本县、区的，应持乡、街道办事处以上）介绍信，按有关外调规定办理。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阴私和对社会有不良影响的案卷，不得查阅。律师查阅档案，应通过原案件承办人办理。卷内材料除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结论性材料
外，其他材料原则上不准摘抄和复制。
第十七条 档案利用人对借出、查阅的档案，不得拆封、抽取材料、涂改、勾画、污损，违反者应追究责任。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设阅卷室，供内查外调使用，以利于保密和监督。
第十九条 档案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保守国家机密，不得擅自扩大利用范围，不得泄露档案内容。

五、档案的鉴定和移交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法院对保管期限届满的档案，应定期进行鉴定。鉴定工作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法院由于机构撤销、合并等原因，涉及档案移交时，交接双方都应认真办理交接手续。做到有据可查，移交有序。

六、档案的保管和防护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改善档案保管的物质条件，安排可容纳全部档案的专用库房，购置必要的卷柜和其他防护设备。库房内不得存放与档案无关的其他物品。库房周围不得存放危害档案安全的物品。
第二十三条 诉讼档案应按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类别分别保管。行政文书档案、声像档案等应按有关规定保管。
第二十四条 档案应按年度、类别、案号、档号的顺序由左到右，由上到下装柜保管，并在柜上标明档案的起止号，以便于查找利用。
绝密档案应指定专人保管。
第二十五条 档案机构每年或每半年应对档案进行认真的检查、清点，发现案卷丢失、损坏、褪变等情况要及时报告主管领导，并采取相应的抢救措施，及时解决，以确保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外借档案要及时催还，以防丢失。
第二十六条 档案库房必须建立安全保卫制度，认真落实防火、防盗、防虫、防鼠、防高温、防潮、防光、防尘等措施。每月或每季度应进行认真仔细的安全检查。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档案机构要认真做好档案统计工作，数据要准确，内容要完整，上报要及时。
计量单位，以卷（件）、长度分别统计，不得混淆。
第二十八条 档案干部调动时，应办好交接手续。

七、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各高级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补充办法，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附四：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

一、总 则
第一条 人民法院的各类诉讼文书，是国家重要的专业文书之一，它所形成的诉讼档案，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真实记录，反映了人民法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情况以及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又是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的重要依据和必要条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的特点，制定本办法。各级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按照本办法的要求，做好立卷归档工作。
第二条 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要根据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案件类别，按年度、审级、一案一号的原则，单独立卷。一个案件从收案到结案所形成的法律文书、公文、函电都使用收案时编定的案号。
第三条 各类诉讼文书必须用标准十六开办公纸，并用毛笔或钢笔（用墨汁或碳素、蓝黑墨水）书写、签发。
第四条 人民法院的各类诉讼文书，应按照利于保密、方便利用的原则，分别立为正卷和副卷。
第五条 人民法院应把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工作列为审判庭岗位责任制内容之一。由承办书记员负责收集、整理立卷，承办审判员和庭长负责检查卷宗质量，并监督承办书记员按期归档。

二、诉讼文书材料的收集
第六条 人民法院在收案后，承办书记员即开始收集有关本案的各种诉讼文书材料，着手立卷工作，在案件办结以后，要认真检查全案的文书材料是否收集齐全，若发现法律文书不完备的，应及时补齐或补救，并去掉与本案无关的材料，再行排列整理。
第七条 入卷的诉讼文书材料，一般只保存一份（有领导人批示的材料除外），重份的材料一律剔除。本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可保留三份，装入卷底袋内备用。
第八条 手续简单的执行案件的文书材料，可与原审案卷合并立卷归档。需长期执行的案件的文书材料，用原审级收案号单独立执行卷，归档后与原审案卷合并保管。受委托代执行案件形成的简易材料，应移送原审法院保管。
第九条 下列诉讼文书材料可以不归档，由承办单位自行处理：
1．答复来信来访人到有关单位直诉的；
2．转交有关单位办理的；
3．没有参考价值的信封、转办单、工作材料；
4．内容相同的重份申诉材料；
5．法规、条例复制件；
6．一般的法律文书草稿（未定稿）；
7．与本案无关的材料。

三、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
第十条 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总的要求是按照诉讼程序的客观进程形成文书时间的自然顺序，兼顾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行排列。
第十一条 刑事一审案件正卷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案件移送书（收案笔录）；（4）起诉书（自诉状）正本及附件；（5）送达起诉书笔录；（6）聘请、指定、委托辩护人材料；（7）自行逮捕决定、逮捕证及对家属通知书；（8）搜查证、搜查勘验笔录及扣押物品清单；（9）查封令、
查封物品清单；（10）取保候审、保外就医决定及保证书；（11）退回补充侦察函及补充侦察材料；（12）撤诉书；（13）调查笔录或调查取证材料；（14）赃、证物签定结论；（15）审问笔录；（16）被告人坦白交代、揭发问题登记表及查证材料；（17）延长审限的决
定、报告及批复；（18）开庭前的通知、传票、提押票换押票；（19）开庭公告底稿；（20）开庭审判笔录（公诉词、辩护词、证人证词、被告人陈述词）；（21）判决书、裁定书正本（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调解书、协议书、裁定书正本）；（22）宣判笔录（委托宣判函及宣判
笔录）；（23）判决书、裁定书送达回证；（24）司法建议书；（25）提押票；（26）抗诉书；（27）上诉案件移送书存根；（28）上级人民法院退卷函；（29）上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裁定书；（30）执行通知书存根和回执（释放证回执）；（31）赃物、证物移送清单
及处理手续材料；（32）备考表；（33）证物袋；（34）卷底。
刑事一审案件正卷中关于死刑、死缓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在（23）与（24）之间依次排列：
（1）死刑、死缓的复核报告及上诉移送函；（2）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裁定书或批复；（3）退卷函；（4）执行死刑命令；（5）暂停执行死刑的报告及批复；（6）死刑执行前验明正身笔录；（7）执行死刑笔录；（8）执行死刑布告签发稿；（9）执行死刑
报告；（10）死刑执行前后照片；（11）死刑犯家属领取骨灰或尸体通知；（12）尸体处理登记表。
上列诉讼文书排列完毕，再继续排列（24）以后的诉讼文书。
第十二条 刑事二审案件正卷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上（抗）诉案件移送书；（4）原审法院判决书、裁定书；（5）上诉书（抗诉书）；（6）答辩状；（7）聘请、指定、委托辩护人材料；（8）调查笔录（调查取证材料）；（9）撤诉书；（10）审问笔录；（11）公诉人、辩护人出
庭通知书；（12）开庭公告底稿；（13）传票、提押票；（14）开庭审判笔录；（15）公诉词、辩护词、陈述词；（16）庭审后的补充调查材料；（17）司法鉴定材料；（18）被告人坦白交代、揭发问题登记表及查证材料；（19）延长审限材料；（20）判决书、裁定书
正本；（21）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调解书、协议书、裁定书；（22）宣判笔录、委托宣判函；（23）判决书、裁定书送达回证；（24）退卷函；（25）执行通知书存根和回执；（26）备考表；（27）证物袋；（28）卷底。
第十三条 刑事二审案件正卷中关于死刑案件材料的排列顺序，在（24）后依次排列：
（1）执行死刑命令正本；（2）暂停执行死刑的通知、批复；（3）死刑执行报告及死刑执行前后照片；（4）执行通知书存根和回执（释放回执）；（5）备考表；（6）证物袋；（7）卷底。
第十四条 民事一审案件正卷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起诉书或口诉笔录；（4）立案（受理）通知书；（5）缴纳诉讼费或免费手续；（6）应诉通知书回执；（7）答辩状及附件；（8）原、被告诉讼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鉴定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9）原、被告举证
材料；（10）询问、调查取证材料；（11）调解笔录及调解材料；（12）开庭通知、传票及开庭公告底稿；（13）开庭审判笔录；（14）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正本；（15）宣判笔录；（16）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送达回证；（17）上诉案件移送函存根；（18）
上级法院退卷函；（19）上级法院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正本；（20）证物处理手续；（21）执行手续材料；（22）备考表；（23）证物袋；（24）卷底。
第十五条 民事二审案件正卷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上诉案件移送书；（4）原审法院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5）缴纳诉讼费或免费手续；（6）上诉书正本；（7）答辩状；（8）询问、调查笔录或调查取证材料；（9）调解笔录及调解材料；（10）撤诉书；（11）开庭通知、传
票；（12）辩护委托书及辩护词；（13）开庭审判笔录；（14）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正本；（15）司法建议书；（16）宣判笔录委托宣判函；（17）送达回证；（18）退卷函存根；（19）备考表；（20）证物袋；（21）卷底。
第十六条 经济一审案件正卷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立案审批表；（4）起诉书及附件；（5）受理案件通知书；（6）缴纳诉讼费通知及预收收据；（7）送达起诉书回执；（8）答辩状及附件；（9）原告、被告、第三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10）原告、被告举证材料；
（11）诉讼保全或先行给付申请及本院裁定；（12）诉讼保全或先行给付的执行记录；（13）询问、调查笔录及调查取证材料；（14）调解笔录及调解材料；（15）撤诉书；（16）鉴定委托书及鉴定书；（17）开庭通知、传票、开庭公告底稿；（18）开庭审判笔录；（1
9）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正本；（20）宣判笔录；（21）诉讼费收据；（22）上诉案件移送书存根；（23）送达回证；（24）上级法院退卷函；（25）上级法院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26）证物处理手续材料；（27）司法建议书；（28）备考表；（29）证物
袋；（30）卷底。
第十七条 经济二审案件正卷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上诉案件移送书；（4）原审法院判决书、裁定书；（5）上诉书及附件；（6）缴纳诉讼费通知及预收收据；（7）答辩状及附件；（8）诉讼代理人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9）上诉人、被上诉人举证材料；（10）询
问、调查笔录或调查取证材料；（11）调解笔录及调解材料；（12）撤诉书；（13）开庭通知、传票等；（14）开庭公告；（15）开庭宣判笔录及辩护材料；（16）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正本；（17）宣判笔录；（18）送达回证；（19）诉讼费收据；（20）司法建
议书；（21）退卷函存根；（22）证物处理手续；（23）备考表；（24）证物袋；（25）卷底。
第十八条 行政一审案件正卷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起诉书、口诉笔录及附件（行政处罚及处理材料）；（4）受理案件通知书；（5）缴纳诉讼费通知及预收收据；（6）应诉通知书回执；（7）答辩状及附件（8）法定代表人及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9）询问、调查笔录
及调查取证材料；（10）开庭通知、传票、公告底稿；（11）停止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继续执行的法律文书；（12）开庭审判笔录；（13）代理词、辩护词；（14）撤诉书；（15）判决书、裁定书正本；（16）宣判笔录；（17）送达回证；（18）诉讼费收据；（19
）上诉或复核案件移送书；（20）上级法院退卷函；（21）上级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或批复；（22）证物处理手续；（23）备考表；（24）证物袋；（25）卷底。
第十九条 行政二审案件正卷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原审法院案件复核或上诉移送书；（4）原审判决书、裁定书；（5）上诉状或申请复核书；（6）缴纳诉讼费通知及预收收据；（7）上诉状副本或申请复核送达回证；（8）答辩状；（9）法定代表人、代理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10）询问、调查笔录及取证材料；（11）鉴定委托书及鉴定报告；（12）开庭通知、传票、公告；（13）开庭审判笔录；（14）代理词、辩护词；（15）撤诉书；（16）判决书、裁定书、复核批复正本；（17）宣判笔录；（18）送达回证；（19）诉讼费收据；（20
）退卷函存根；（21）司法建议书；（22）备考表；（23）证物袋；（24）卷底。
第二十条 再审、申诉案件正卷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立案审批表或提起再审决定书；（4）申诉书；（5）原审判决书、裁定书；（6）提审、询问当事人笔录；（7）提押票、传票；（8）调查笔录或调查取证材料；（9）判决书、裁定书、批复正本；（10）宣判笔录；（11）送达回证
；（12）退卷函存根；（13）备考表；（14）证物袋；（15）卷底。
第二十一条 各类案件副卷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阅卷笔录；（4）案件承办人的审查报告；（5）承办人与有关部门内部交换意见的材料或笔录；（6）有关本案的内部请示及批复；（7）合议庭评议案件笔录；（8）审判庭研究、汇报案件记录；（9）审判委员会讨论记录；（10）案
情综合报告原、正本；（11）判决书、裁定书原本；（12）审判监督表或发回重审意见书；（13）其他不宜对外公开的材料；（14）备考表；（15）卷底。
第二十二条 第十一条至第二十一条中的未尽项目，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形成文书材料的时间顺序排列。复核案件、减刑假释案件、执行案件的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可参照所属该类案件一、二审材料的排列顺序办理。

四、诉讼文书材料的立卷编目
第二十三条 诉讼文书材料经过系统排列后，要逐页编号。页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编写在有文字正面的右上角，背面的左上角。卷宗封面、卷内目录、备考表、证物袋、卷底不编号。
第二十四条 卷内目录应按诉讼文书材料排列顺序逐件填写。一份诉讼文书材料编一个顺序号。
第二十五条 卷宗封面、卷内目录要用毛笔或钢笔按规定项目逐项填写齐全。字迹要工整、规范、清晰。结案日期填写宣判日期。

五、卷宗装订
第二十六条 卷宗装订前，要对诉讼文书材料进行全面检查，材料不完整的要补齐，破损或褪色的要修补、复制。订口过窄或有字迹的要粘贴衬纸。纸张过大的材料要修剪折叠。加边、加衬、折叠均以十六开办公纸为准。对于字迹难以辨认的材料，应附上抄件。外文及少数民族文字材
料应附上汉语译文。需要附卷保存的信封，要打开展平加贴衬纸，邮票不得取掉。文书材料上的金属物必须剔除干净。
第二十七条 每卷的厚度以不超过15毫米为宜。材料过多的，应按顺序分册装订。
第二十八条 卷宗必须用线绳三孔一线装订。长度以160毫米左右为宜。并在卷底装订线结扣处粘贴封志，由立卷人及档案管理部门加盖骑缝章。

六、诉讼卷宗归档
第二十九条 案件结案后3个月内由审判庭内勤或承办书记员编写归档清册向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归档。接收人要逐卷检查验收。卷宗质量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应退回立卷单位重新整理。
第三十条 随卷归档的录音带、录像带、照片等声像档案材料，应按《人民法院声像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凡能附卷保存的证物均应装订入卷。无法装订的可装入证物袋，并标明证物名称、数量、特征、来源。不便附卷的证物应拍照片附卷。
第三十二条 已经归档的卷宗不得从卷内抽取材料，确需增添诉讼文书材料的，应征得档案管理人员同意后，按立卷要求办理。

七、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各高级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补充办法。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附五：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和《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的特点，制定本规定。
二、诉讼档案是国家重要的专业档案之一，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真实记录，又是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的重要依据和必要条件，应从历史的和现实的使用价值方面，准确地划定其保管期限。划定刑事诉讼档案保管期限，应根据刑期、犯罪主体身份、案件的政治和科研价值、案件的性
质综合考虑，取用其中最长的保管期限。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档案，应根据当事人身份、案件的影响程度和审理程序、案件性质综合考虑，取用其中最长的保管期限。
三、诉讼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长期、短期三种。凡属需要长远保存查考利用的档案划为永久保管；凡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保存查考利用的档案划为长期保管，保管期限为60年；凡属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需要保存查考利用的档案划为短期保管，保管期限为30年。
四、诉讼案件中的证物，凡需附卷保存的，其保管期限与案卷相同。不适于保存的，可拍照片附卷，实体证物经主管院长批准后予以销毁或作其他处理。
五、诉讼档案的保管期限，从案件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发生法律效力后的下一年起算。同一案件的不同年代，不同审级形成的案卷，其保管期限从终审结案的下一年起算。共同诉讼的案件和申诉、再审案件，均以其中最长的保管期限划定。
六、对保管期限届满的诉讼档案，应由有关领导和审判人员、档案管理人员组成鉴定小组，逐卷进行鉴定。对仍有继续保存利用价值的档案，可以适当提升档次，继续保存。
七、经鉴定确定销毁的档案，经上级人民法院抽查同意后，应把其中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取出一份，按年度、类别、案号的顺序整理立卷，随有关年度编号，永久保存。
八、对应当销毁的档案，由鉴定小组编造清册、提出销毁报告，经本院院长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和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由档案干部和指定的监销人共同销毁，并在销毁清册上签字。销毁报告和销毁清册按文书档案的要求立卷归档。
附件：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表
顺序号 卷 宗 类 型 保管期限
一、刑事诉讼档案
（一）按刑期划分
1 反革命案件刑期五年以上的 永久
反革命案件刑期不满五年的 长期
2 普通刑事案件刑期十五年以上的 永久
普通刑事案件刑期五年以上不满十五年的 长期
普通刑事案件刑期不满五年的 短期
（二）按犯罪主体身份划分
3 政法干部索贿、受贿、枉法裁判、滥用职权犯罪的案件 永久
4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犯罪的案件 永久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县以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犯罪的案件 长期
5 党、政、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职务相当于县、团级以上的干部犯罪案件 叶金强 南京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精神损害赔偿 近亲属抚慰金请求权 抚慰金数额
内容提要: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广泛适用于各种“人身权益”被侵害的情形，不受个案归责基础的影响，但设有轻微损害排除规则。人身伤害导致受害人死亡或其他严重损害的场合下，受害人的近亲属可就因此所遭受的精神损害请求物质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需综合考量与损害事实、责任基础、金钱评价等相关的所有因素，并参考既往类似案件之判决。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侵权责任法》首次在立法层面使用“精神损害赔偿”之表达，[1]通过其第22条的规定，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意义重大。在此之前，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姓名、名誉等权利被侵害的，可以请求“赔偿损失”，解释论上认为其中包括精神损失。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一系列司法解释中不断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2001年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更是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已经生效实施，现亟需解决的问题是，解释论上，我国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可以作怎样的展开？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限度何在？对此，以往的立法、司法及学说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但是，新法的规定为解释论设定了新的起点，其背后的立法思想以及面向社会生活的具体化方向，均是新的解释论课题。为此，本文拟以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主线，经由请求权范围与限度的讨论，来勾勒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架构，具体探讨的问题是：请求权发生的条件、适用领域，请求数额确定的价值与技术，请求权的主体范围等。借鉴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理论，结合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尝试构建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为司法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条件
在何种情况下，可发生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涉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领域及其发生条件。比较法上，法国法对适用领域未设一般性的限制，其《民法典》中的一般条款，保留了宽广的解释可能性。日本法则是正面肯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普遍性，根据其《民法典》第709条、710条的规定，抚慰金的覆盖范围包括：人格利益、身份利益以及财产权因受到不法侵害时产生的精神损害。[2]而德国法却是一直坚持限制的法政策，即使2002年损害赔偿法的修订，也仍然将精神损害赔偿限定于法律规定的法益侵害类型；但修法后，合同和危险责任领域也可以请求非财产损害的金钱赔偿了。[3]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53条第2款的规定，仅身体、健康、自由以及性自主受到侵害的，可请求非物质损害赔偿。而作为法官法的一般人格权制度，被认为是基于基本法发展出来的，独立于第253条，虽未为该条所列举，但遭受侵害时仍可请求非物质损害赔偿。此外，通过商业化方式，至少在纯粹私人领域之外，可将非财产利益转换为财产利益，[4]从而获得保护。德国法的立场受到许多批评，被认为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例如，在生命权的保护方面，《德国民法典》第253条在侵害生命的场合，并没有赋予抚慰金请求权；[5]仅在受害人短暂生存，以及近亲属因惊骇而遭受重大健康损害的情形下，方才不排除抚慰金请求权。[6]德国联邦法院副院长也已曾质疑《德国民法典》对生命的保护是否充分，认为德国法有变革之必要。[7]
《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我国的状况是：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荣誉权被侵害的，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可发生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后经司法解释的大幅度扩张后，生命、健康、身体、隐私、亲属权等，几乎所有的人身权益被侵害，均可发生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已扩展到纪念物品之侵害。[8]同时，司法实践一直认可无过错责任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在许多高压触电事故案件中，法院均判付了精神损害赔偿金。[9]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定位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死亡赔偿金请求权是亲属固有的请求权还是继承来的请求权，并不清晰；而致残案件中亲属的抚慰金请求权，并未得到承认；人身伤害之损害未达到残疾标准时，对于受害人抚慰金请求权，司法实践也有否定的倾向。[10]
现行《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规定具有弹性，“人身权益”可以将所有的人格权益、身份权益包括进去；设定的唯一限制条件是精神损害的严重性，而损害“严重”与否，又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对于这样的弹性规则，在解释论的展开上，刚性的逻辑约束几乎不存在，解释结论的妥当性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价值上的衡量因而显得尤为重要，规则由此也获得了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能力。下面拟围绕第22条规定中的三个核心概念“人身权益”、“严重性”、“被侵权人”的解释，来展开讨论。
首先，“人身权益”可以包括所有的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这些权益被侵害并导致严重精神损害时，抚慰金请求权就将发生，至于损害是由过错侵权导致，还是无过错侵权导致，并不影响请求权的发生。“权益”包括权利和法律保护之利益，权利类型以现行法的规定为准，而利益是否受法律保护，则端赖具体场景下的价值权衡，需在要件满足程度综合考量的基础上给出结论。人格权益包括精神性人格权益和物质性人格权益。[11]精神性人格权益被侵害时，首先发生的便是精神损害，此时抚慰金请求权的发生，没有疑义。物质性人格权益主要是生命、身体、健康等权益，受到侵害时会导致物质和精神损害；对此，旧法倾向于仅承认死亡和伤害致残场合下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么，新法是否应当作出同样的解释呢？笔者认为，显然不应当将精神损害赔偿限定于致残以上的严重伤害，未导致永久性损伤的身体、健康侵害，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此时没有不予赔偿的理由。第22条规定中的精神损害“严重性”要求，已经可以达到将轻微精神损害排除出去的效果，完全没有必要再于有无严重永久性损伤之处，设定另一个门槛。
侵害身份权益的场合，问题复杂一些。旧法认可“监护权”侵害场合的抚慰金请求权，[12]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在对新法的释义中，也认为第22条规定的“人身权益”包括“监护权”。[13]那么，“监护权”之外的其他身份权益呢？有学者指出：哪些身份权被侵害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立法政策问题，诸如亲权、配偶权等受到损害时，权利人在何种程度上受保护，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远没明确。[14]身份权益的特殊性在于，其包含的利益是透过亲属关系相对方的行为来实现的，但同时，其利益实现又可能被第三人的行为所破坏。这样，身份权益的侵害，既可能来自于亲属关系相对人，也可能来自于第三人。笔者认为，身份权益受侵害而导致严重精神损害时，根据第22条的规定，抚慰金请求权当然发生。比较法上近些年激烈讨论的问题是，在人身侵害的场合，受害人近亲属是否享有抚慰金请求权？对此，我国现行规则解释论同样会给予肯定的回答，具体的讨论将在后文展开。
接下来，简要讨论一下与保护范围相关的另外两个问题：物的侵害和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对物的侵害也可能导致精神损害。欧洲法上，奥地利和法国承认涉及物的非财产损害的赔偿可能性；[15]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也曾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被侵害的，支持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请求。那么，第22条的规定能否将此情况涵盖进去呢？对此，有学者持否定意见，认为物的“情感价值”可通过《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定的确定财产赔偿数额的“其他方式”，来获得保护。[16]笔者认为，在侵害物的场合，表面看来，物所负载的是财产利益，显然非“人身权益”所能覆盖；但是，在这些案件中，既然有精神损害发生，说明受害人的精神世界也被侵入了，必然有相应的“人身权益”受到侵害。此时，若具备侵权构成的其他要件，人身权益侵权即已构成，当然可依第22条发生抚慰金请求权。[17]侵害物导致精神损害的场合，财产利益侵权的构成和人身权益侵权的构成，可分别加以判断。对物的侵害同时侵害到人身权益，并满足了人身权益侵权要件时，抚慰金请求权就会发生。至于违约导致精神损害赔偿，属于契约法问题，非属《侵权责任法》调整范围，[18]现行法上可通过对《合同法》第107条、113条中“赔偿损失”的解释，来达到肯定赔偿请求权的结论。[19]但是，第三人侵害合同关系而导致债权人精神损害的，可以根据侵权法规则来判断是否应发生抚慰金请求权。
抚慰金请求权是否应以精神损害达到一定程度为条件，比较法上有不同的选择。德国损害赔偿法第二次修正过程中，在2001年的政府草案里，曾经有抚慰金请求权的免赔限额条款，规定仅在考虑了损害的类型和持续时间后得出损害并非微不足道时，请求权才发生，但在法律委员会推荐及通过的法律中没有该条款。[20]不过，德国有学者认为，尽管如此，法官仍保留了此种可能性，即通过“公正”赔偿概念的解释来发展出轻微损害的界限。[21]实践中，本着“法官不问琐事”原则，判例形成了对所谓轻微损害赔偿的限制，运用于身体和健康轻微损害场合。[22]对此，法经济学理论也认为，当非金钱损失足够地小，以至于让侵害人承担责任可获得的利益，小于损失估算的行政成本时，应例外地否定精神损害赔偿。[23]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确立了精神损害的“严重性”要求，基本值得肯定。之前的司法解释也曾规定“严重性”条件，司法实践中的许多判决，法院均系以精神损害未达到严重程度，而否定了抚慰金请求权。[24]现行法之下，“严重性”要求，宜解释为“轻微损害不赔”的规则。实践中，一方面，需要纠正在人身侵害案件中，将精神损害赔偿和残疾等级判定简单挂钩的做法；另一方面，在精神性人身权益侵害案件中，需要考虑损害赔偿的权利确认功能。对此，比较法上的名义上损害赔偿，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有学者指出：一般而言，有事实上的损害，才会有赔偿责任，但是，许多欧洲国家法律上存在名义上或象征性损害赔偿，其功能在于宣示尽管没有具体的损害发生，但已有权利被侵害了。[25]如此，在没有损害的情况下，为宣示权利仍可判令赔偿；那么，当精神损害尽管较小，如因确认权利存在的需要，也不应囿于“严重性”的要求，而应肯定抚慰金请求权。
根据第22条的规定，抚慰金请求权享有者为“被侵权人”，这易被理解为所谓“直接”受害人。但是，已有学者指出：对非财产上损害并无作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区分之必要，亦无作此区分之可能。[26]精神利益客体的无形性，决定了所谓的直接侵害、间接侵害之标准本身已有问题。而且，虽非“直接”受侵害，但精神损害已因行为人的行为而发生，赔偿请求权显然也不能仅因此种“间接性”而被否定。考虑到精神利益的非物质实体属性，甚至可以认为所有导致精神损害的行为，均已构成“直接”侵害。这里的“被侵权人”可以包括所有因他人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之人，故诸如人身伤害案件中受害人的近亲属、惊骇损失的遭受者等，均属于这里的“被侵权人”。不过，继承人虽可以行使继承而来的抚慰金请求权，但并非自身固有利益被侵害之人，不属于这里的“被侵权人”。
最后，附带讨论一下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可移转性问题。台湾地区《民法》第195条规定，抚慰金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以金额赔偿之请求权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此系借鉴于德国民法，我国司法解释也曾作出相似的规定，[27]显然是受到德国法的影响。对此，台湾地区学者的解释是：最可接受的理由是，人格权或身份权为专属权，其受侵害而蜕变出之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请求权自然亦具有行使专属权性；另可接受的理由为，当被害人认为金钱不具调整抚慰功能不能减少其痛苦时，自然会不行使赔偿请求权，故行使上有专属性。[28]但是，被借鉴的德国法已作出了修正，《德国民法典》原847条第1款第2句规定，抚慰金请求权不可转让和继承，除非被侵害人死前已诉讼或者侵害人已承认。该规定已于1990年7月1日被废除，故抚慰金请求权像所有财产请求权一样可继承、可转让、可抵押。[29]笔者认为，抚慰金请求权作为财产权，当然可以被继承，权利人也可以进行处分。《侵权责任法》未作出限制，应是妥当的选择，将来司法解释也不应当创设限制性规则。
三、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受害人受到侵害时，其亲属是否可以就其遭受的精神损害请求相应的物质赔偿，是比较法上颇有争议的话题。这主要发生在侵害物质性人身权益的场合，具体又可分为侵害致死和侵害导致其他严重损害两种类型。[30]对于侵害致死场合下亲属抚慰金请求权问题，有学者于比较考察之后指出：许多欧洲国家的私法承认死者近亲属抚慰金请求权，并独立于亲属自身健康的侵害，在法国、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西班牙等这些罗马法系国家中，此种安排占据着完全的统治地位；而普通法国家经历了踌躇与摇摆之后，亲属抚慰金请求权在英国、苏格兰、爱尔兰均已为立法所承认。[31]但是，奥地利法上，死者亲属因丧失亲人而导致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仅在达到病态的程度时才会得到支持；不过奥地利最高法院于2001年主张，在生存亲属没有达到因健康损害而致病的程度时，至少在重大过错致害的场合，应给予保护。德国法则是一如既往地将亲属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和严重健康损害联系起来。[32]荷兰法迄今为止也是完全否认亲属的抚慰金请求权。[33]
对于侵害致伤的案件，比较法上同样存在明显的分歧。有学者指出：在英国、苏格兰、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严重或最严重伤害场合下的亲属抚慰金请求权未为立法和司法所承认；而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并未将亲属抚慰金请求权限制于死亡场合，司法裁判支持严重伤害场合亲属的抚慰金请求；《瑞士债法》第47条仅规定了死亡场合亲属的抚慰金请求权，但瑞士联邦法院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依据《瑞士债法》第49条的规定判决支持严重伤害场合下的抚慰金请求；而《瑞士损害赔偿法修正草案》第45条则规定，死亡或特别严重身体伤害的场合下亲属享有抚慰金请求权。[34]意大利的司法实践也已发生变迁，其最高法院于2003年指出，不仅已故受害人的近亲属而且被严重致残者的近亲属也应当获得精神损害赔偿。[35]日本法在重度后遗症的场合下，除认可受害人本人的后遗症抚慰金外，也认可近亲属抚慰金。例如，1983年东京地方法院在一个交通事故导致双下肢瘫痪、双上肢各关节活动障碍的案件中，判予受害人妻子300万日元、孩子150万日元的抚慰金。[36]
我国法上，旧法承认致人死亡场合下近亲属的抚慰金请求权，但未承认侵害致伤的场合下近亲属的抚慰金请求权。《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了伤害致残、致死场合，侵权人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支付义务，但“两金”的性质不明，死亡赔偿金请求权是死者近亲属固有的还是继承来的，也不清晰。笔者倾向于将“两金”定位于物质损害赔偿，[37]而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完全交由对第22条的解释来解决。而能否从第22条规定中解释出亲属抚慰金请求权，取决于逻辑与价值两个方面的因素。逻辑上，第22条规定的“人身权益”包含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亲属关系中的身份利益当然在该条保护范围之内，故只要对亲属关系之侵害导致的精神损害达到“严重性”程度，抚慰金请求权就可以发生。可见，像第22条这样的弹性规则，为解释提供了充分的逻辑空间。
价值衡量上，需要权衡的问题是，因伤害事件引发的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是否应当给予赔偿？比较法上，反对承认亲属抚慰金请求权的理由主要有：真正的精神痛苦不具有可赔偿性；责任泛滥的危险；估量的困难和复杂的法庭外规则；非财产损害可赔偿性之妨碍自由效果等。[38]笔者认为，这些理由均难于成立：精神痛苦的可赔偿性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确立之时，就已经不是一个障碍；责任泛滥的防止则可以通过轻微损害排除规则来实现；估量困难在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中同样存在；而对导致他人精神损害之行为自由进行适度约束，应是妥当的选择。实际上，精神利益在法价值体系中的位阶很高，并处于进一步升高的趋势之中，现代欧洲法上对近亲属抚慰金请求权之态度的转变，正是精神利益价值不断提升的反映。近亲属遭受的精神损害，系侵权行为导致的不利益的一部分，构成了行为的社会成本，让行为人对近亲属精神损害负责任，经济上也是有效率的；而亲属抚慰金请求权立法上的否定，为侵害人适度预防提供了错误的信号。[39]故无论从法伦理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均应肯定近亲属的抚慰金请求权。
在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构成上，应采身份权侵权模式。比较法上，德国学者有建议从亲属一般人格权的角度，来尝试死亡或严重伤害场合下亲属的保护。[40]另有学者同样认为，亲属抚慰金请求权的基础可以是侵害亲属的一般人格权。[41]我国法上不存在德国法意义上的一般人格权制度，而且，亲属精神利益已被置于身份权或亲属权的框架之内，构成亲属权所保护的利益内容。所以，亲属抚慰金请求权的基础应是侵害亲属的身份权。[42]在侵权的构成上，与侵害其他权益的侵权构成基本一致，[43]仅于因果关系判断和损害结果严重程度要求上有其特殊之处。因果关系方面主要是侵害“间接性”的跨越，侵权行为是着力于直接受害人的人身，其侵害结果引发了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损害，侵害具有“间接性”，但是，侵害行为与近亲属精神损害之间的事实上因果关系十分明确，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基于一定价值判断的指引，也会不成问题。至于损害结果的严重性程度要求，虽不同于物质损害赔偿请求，却是源于第22条规定的对所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一般性要求。
侵害致死的场合，受害人亲属所承受的失亲之痛，乃人之常情，对其严重性程度之高也存在社会共识。有学者指出：家庭是基于婚姻建立的自然共同体，受宪法保护，因近亲属死亡而导致的非财产损害赔偿，涉及感情、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依赖以及家庭中自我价值的实现。[44]我国法上，对侵害致死场合下近亲属抚慰金请求权的承认，没有异议。有争议的是侵害人身而导致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受害人近亲属是否也享有抚慰金请求权。以往的学说以沉默的方式表达了否定的态度，而这样的选择忽视了受害人近亲属同样可能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事实。比较法上，瑞士联邦法院于1986年在一个妇女因交通事故被严重伤害致残的案件中，支持了受害人丈夫的抚慰金请求；瑞士联邦法院认为，因受害人致残而需要高强度的照顾，原告迄今为止的生活关系被完全颠覆，婚姻共同体被毁坏，原告自身受保护的绝对权受到侵害，故依据《瑞士债法》第49条，支持了原告请求。[45]事实上，在侵害人身导致瘫痪、陷入植物人状态等严重后果的场合，对受害人近亲属的亲属关系必将造成打击，此时没有理由不为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提供保护。否定说难以回答的问题是：与侵害致死相比，对近亲属而言，同样的是身份权益受侵害、同样是严重的精神损害，为何法律救济上却截然不同？其实，在立法已设定了“严重性”要求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将亲属抚慰金请求权限定于侵害致死的情形。对于侵害致伤，也许有人会认为，扩大对幸存受害人的赔偿会是不错的选择；另已有学者指出，非死亡案件中受害人可以获得可观的非金钱损失赔偿，并可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家庭成员。[46]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受害人遭受的损害和近亲属遭受的损害，是分别独立存在的不同损害。将不同的损害混在一起，会失去精细考量各项损害赔偿之影响因素的机会，难以得出妥当的赔偿数额。
四、数额确定的价值与技术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是通过一定数额的金钱支付来实现的。而如何确定应赔偿的金钱数额，已成为解释论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该难题源于精神损害与金钱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实践中，如何在不可通约的两者之间建立联系，便是这里要探讨的问题。
精神损害在概念界定上，会强调其非物质性、非财产性、非金钱性，认为是非金融性的不利益。[47]英美法上更是使用金钱、非金钱损害之表达，来区分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而精神损害赔偿所要做的事情却正是，用一定数额的金钱来赔偿非金钱损失。那么，如何可能完成、又如何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呢？这里，先考察一下比较法上三种不同的方法：
首先，是置换的方法。主张此种方法的学者认为，虽然不是全部，但确实有一些非财产利益可以通过金钱的帮助来获得，从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通过一定的金额来表现；[48]判付的赔偿即使不能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至少可让其负担得起一些愉快的活动，来帮助他忘记所遭受的痛苦；[49]抚慰金使受害人可以实现一些事情来让自己感到愉快，诸如音响、电视、汽车、私有住房的购买，自己房子的改建，远途旅行等；[50]所遭受的痛苦可以通过生活上的舒适而得以弥补—用取得的慰抚金来获得，以一项生活上的乐趣抵去消失的乐趣，然后据此目的来计算慰抚金之数额。[51]可见，置换的方法试图通过获得某种精神利益的金钱成本，来评估遭受侵害的精神利益的金钱价值。
其次，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学者认为，非金钱损失构成社会成本，其减少了受害人的效用，为了让侵害人将其行为的全部社会成本考虑进去，侵害人应当对金钱、非金钱损失均承担责任；[52]至于承担责任的数额，有学者建议陪审团从一个事前的视角，考察一个理性人愿意支付多少，来消除导致精神损害的危险，[53]以此为基础来确定抚慰金数额。另有学者也主张，当从损害预防的角度来考虑抚慰金应当多高时，就会根据避免身体损害的费用应为多少来确定，希望将那些针对被损害者为避免意外发生而作出的事先的付款准备，作为事先的损害赔偿金来计算；[54]抚慰金支付的目的不在于补偿被侵害的非物质损害，而在于激励损害预防，因此，抚慰金估算并非以事后观察为方向，而是考虑潜在的侵害人可承受的，为了适度降低损害风险，所可动用的资源成本。[55]
再者，是表格参照法。主张编制详细的以往判例汇总表格，供法官判案时参考。英国自1992年起，司法人员培训委员会编辑出版“人身伤害之一般损害评估指南”，每两年更新一次，其中包括各类案件中法院判定的赔偿数额，该指南已成为人身伤害案件中非金钱损害评估的重要工具。[56]德国的司法实践以抚慰金表格为指引来确定抚慰金数额，表格中包含了大量已决案件信息，通常包括损害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受害人的年龄、性别、职业状况等。[57]实践中，有不同版本的抚慰金表格，并会不断地更新，例如，由Hacks/Ring/Bohm共同编写的此种工具书，2010年已出版到第29版，其中包括了3000个判决。[58]有学者指出，持续调整的抚慰金表格，在实践中被普遍视为具备有价值的方向性指导功能。[59]
以上方法中，置换的方法实际上还是取向于市场的思路，试图通过寻找市场、发现价格，来确定赔偿的数额。当某种精神上的愉快，可透过一定的金钱支付来实现时，精神利益与金钱之间某种程度上的可通约关系便确立了起来。这与德国法上的“商业化”实践，[60]在方法上非常接近。“商业化”的思路是：“这些非物质需要现在比百年前在更大程度上可通过有偿支付来满足，因此可以有较易确定的市场价格，从而可将非物质价值换算为金钱。”[61]这里，置换的方法在有些场合下，确实可以部分解决不可通约的难题，但是，可发现的“市场”十分有限，许多精神损害的金钱评价问题，仍然无法通过此种方法来完成。而经济分析的方法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为预防损害而支付的合理费用？事实上，合理预防费用最终还是需要回到可能导致的精神损害的物质评价上，有了精神损害的金钱评价数额之后，才可能判断出为预防具有一定发生可能性的、被评价为一定数额金钱的精神损害，应支付多少预防费用。这样，该方法陷入了循环之中，反首咬住自己的尾巴，却声称找到了方向。参照表格对法官判案确有助益，但此种方法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先前判决确定的数额是如何得出的？为什么不置重先前判决的价值和方法？实际上，先前的判决只能是提供参照，根本的问题在该此种方法中并未得到解决。
那么，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到底应如何确定呢？笔者认为，和物质损害的赔偿一样，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决也是需要考虑三个问题：损害事实问题、责任基础问题、损害的金钱评价问题。作为责任基础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一个弹性的评价体系，通过对事实上的损害进行过滤，来确定哪些损害应由行为人承担。这样，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过程表现为：以损害事实的确定为起点，经弹性价值体系的过滤，得出应赔偿的损害，再经由损害的金钱评价而最终确定赔偿的数额。[62]不同于物质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殊之处在于，事实上损害的确定、以及损害之金钱评价的复杂性。正如学者所言：精神损害赔偿所引发的困难是，没有清晰的方法可用于将无形的非金钱损害转换为金钱赔偿；同时，没有客观的标准来测量受害人精神损害的严重性。[63]所以，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就是要在上述框架之内，面向这两个难题，来寻找出路。
精神损害事实上之有无及严重性的确定，主要涉及主观、客观判断的问题，而法学上的主观、客观标准，长期以来被研究者们误读着。实际上，所有的标准均是客观标准，所谓的主观、客观标准的不同，其实只是标准中是否考虑以及考虑了多少具体当事人特殊状况的不同。精神损害并不因为其是一种心理感受而失去客观性，精神领域中“主观的”就是“客观的”，试图通过“指责”精神损害的心理性来弱化其赔偿正当性的观点，是不妥当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真正困难在于证明的困难，并且此种证明困难一定意义上是无法克服的，因为精神损害本来就具有内在性。当你主张你承受了比常人更大的痛苦时，你无法进行证明，可以证明的仅是受害人外在的、客观的特殊情况。所以，对精神损害的有无及严重性的判断，只能通过设想一个理性之人处于受害人的位置时，会遭受什么样的精神损害来完成。这是一个“客观”标准，但是，受害人的特殊情况应被考虑进去。例如，丧子之痛会因受害人有无其他子女而有所不同，瑞士的判例因而推定，在父母失去唯一孩子的场合，产生更大的痛苦。[64]这样，受害人只有这么唯一一个子女的“主观”情况被考虑了进去。至于受害人的特殊情况被考虑进去的限度，涉及判断标准具体化的程度问题。鉴于精神利益位阶的崇高性，可能增加精神损害程度的受害人的特殊情况，会被尽可能多地考虑进去，只是行为人是否可预见这些特殊情况的存在，仍然会对过错程度、因果关系贡献度的判断发生一定的影响。不过，对于可能减少精神损害程度的受害人特殊情况，是否也置入判断标准之中，则应相对谨慎地加以考虑。例如，在伤害导致昏迷或其他缺乏感知能力的场合，不能因此而认为精神损害降低了。[65]这里，对于精神损害程度的判断，有学者在比较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许多被考察的国家存在一种强劲的趋势，即对损失进行客观的评估；同时，认为在客观或标准化方法之下，均须适度允许法院考虑具体原告的特殊情况。[66]考虑到“客观”的实际所指，该观点与本文的结论应属基本一致。
精神损害的金钱评价，面对的是一个不可通约的难题。但回想一下物质损害的金钱评价过程，对于那些不存在相应市场的物品，又是如何确定其金钱数额的呢？例如，你去非洲旅行时获赠的一个原始部落宗教仪式中的祭祀物品被他人毁坏时，应如何确定赔偿数额呢？这其中的困难，甚至不低于精神损害的金钱评价。[67]只是，这样的情况在财产损害赔偿中十分少见，而在精神损害赔偿中却是常态而已。由于损害的量化评价最终走向一定量的货币，而货币本来就是市场体系的一环，所以，在利益周边存在市场的情况下，就会尽可能地将该市场纳入考虑范围，这一倾向并不因物质损害、精神损害的区分而有所不同。前文所述的置换的方法以及“商业化”途径，都是于存在与一定市场建立联系的可能性时，试图透过市场来解决该问题。而完全没有可能和任何市场建立联系的场合，只能放弃以市场为参照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其实，在基于一定价值判断而得出对精神损害也要进行金钱赔偿的结论时，具体个案中应赔多少的问题也已注定不会是不可逾越。价值判断的融合力，可以消弭所有技术性的障碍。此时，在确定影响数额确定的考量因素的同时，授权法官决定符合个案情境的赔偿数额，将是妥当的选择。《德国民法典》第253条也是授权法官来确定一个公正赔偿。
再回到前面所述的损害赔偿的三个基本问题—即事实上损害的确定、构成责任基础的价值体系的过滤、损害的金钱评价，来进一步具体讨论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基本考量因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是在所有这些考量因素综合衡量的基础上，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比较法上，对考量因素的列举，往往并未根据究竟是从上述哪个问题中延伸出来的而加以区分。例如，德国法上法官应考虑的因素主要有：损害的类型和持续时间，受害人个人状况，包括受害人自身参与在内的行为状况，受害人和行为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赔偿义务经济上的重要性，保险，以及迄今为止可比较案件的判定金额。[68]日本法上，法院在算定抚慰金赔偿数额时所斟酌的因素包括以下各种情况：事故发生的原因、事故的状况、受伤的部位、程度、后遗症的程度、事故发生后加害人所采取的措施、受害人所接受的慰问的金钱和贵重物品，劳灾保险金、生命保险金、退职金的数额、当事人双方的年龄、性别、社会地位、职业、经历、资产、收入的程度、与财产的请求权之间的关系等。[69]我国有学者列举了诸如行为人过错程度、侵权后的态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损害的后果、行为人的经济承担能力、获益情况、以及受害人有无过错、精神损害程度、受害人年龄和经济条件等考量因素。[70]这里，由于最终还是要进行综合判断，故此种不区分要素背后支持点的方式不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但是其逻辑上不够明晰，且在细节上也容易犯错。
为此，下面分别在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框架下，来探讨相应的影响因素。首先，与事实上损害相关的因素有：损害的类型、严重性程度、持续时间、加害方式、侵害的影响范围、人身伤害后遗症的有无等。具体个案中，法官还要考虑个案特殊情况对事实上损害大小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案件，事实上损害的影响因素也会有较大的差异，例如，物质性人格利益侵害案件和精神性人格利益侵害案件，就会有较大的不同。此外，有争议的是加害人主观状况的影响。法国法上，已确立的原则是，非金钱损失的赔偿不受被告行为的影响，赔偿不担当惩罚的功能，评定的唯一基础是所遭受损失的程度。[71]而德国法上的观点曾发生变化，1952年，德国联邦法院认为，在将抚慰金的功能定位于单纯的补偿时，抚慰金数额的确定就不应考虑义务人的财产状况，而仅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后果；1955年联邦法院在补偿功能之外，提出抚慰功能，从而认为法官在进行衡平考量时，需要顾及所有相关的状况，包括致害人的过错程度、双方的经济状况，包括保险的事实等。[72]但奥地利法上则是主张，侵权行为人的特殊过错仅在其扩大了受害人的非金钱损失时，在赔偿数额的计算中才需考虑。[73]瑞士法认为，受害人所遭受的痛苦的性质和强度、人格侵害的程度，自然应在可能的考虑框架之内；责任人的过错也应考虑。[74]笔者认为，行为人的过错可能影响精神损害的程度，故在发生此种影响的情况下，当然应当考虑过错程度对事实上损害大小的判定。此外，过错程度也应在责任基础层面发挥作用。除行为时的主观状态之外，比较法上还有强调行为人事后的主观态度对损害程度的影响，例如，日本法认为，由于在损害赔偿时，加害人的真诚与否对受害人所受的精神痛苦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在算定抚慰金赔偿数额时，应该斟酌该要素。[75]波兰法上可基于对侵权之后被告的不良行为的考虑，而增加赔偿数额。[76]这些考虑，均有一定的合理基础。
其次，关于作为事实上损害过滤工具的弹性价值体系问题。事实上的精神损害并非决定抚慰金数额的唯一因素，所谓的“全部赔偿原则”，在物质损害、精神损害赔偿领域，均已丧失了作为原则的地位。损害赔偿实际上表现为，由责任基础饱满程度决定的损害之分配。个案之中应保障各项要件的具体满足程度发挥作用的空间，如果不考虑要件满足程度之损害分配，必将陷入价值判断上的自相矛盾，导致价值实现的偏离。具体而言，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行为人过错的程度以及其他归责性因素，因果关系的贡献度，被侵害利益的保护力度，行为的正当化程度等。[77]过错、因果关系、违法性，作为要件均非简单的有无问题，而是均存在于一定的量度之上，只是，法技术上采取了“设定门槛”的方法，达到一定量度以上时，就认为相应要件具备了。但是，这之后，要件的量度不应随即就被遗忘，作为责任基础的这些考量因素的满足程度，仍然实质性地影响着责任的量，这一点并不因导致的是物质损害还是非物质损害而有所不同。对此，以往的理论缺少系统性的思考。不过，比较法上的实践，也未见整体的图景，只有零星表达。例如，德国法上，根据普遍的认识，损害在施惠关系、尤其是好意同乘之中发生时，有减少抚慰金数额的效果。[78]
最后，是金钱评价问题。对精神损害的金钱评价，不会因二者之间的不可通约属性而踯躅不前，价值实现的需要可以超越不可通约性难题。在该问题领域，同样需要确定相关的影响因素。这里，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生活水准是维持正常精神生活的物质条件，成为精神世界的物质评价的基本背景。精神利益在人类价值体系中的位置的演变，也是考虑因素之一。此外，币值和通货膨胀因素同样应予以考虑，其因金钱评价系最终以一定数量货币来表达，而获得重要性。与上述不同的是市场因素，现实生活中实现相关精神利益的价格，应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当存在某种类似的精神利益的市场价格时，就应当参照该市场情况来考虑个案中精神损害的金钱量化评价，这是直接破解不可通约性的合理途径。
综上所述，个案中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需要在前文分析的三个基本问题的框架下，考虑损害事实确定、责任基础、金钱评价这三方面的重要因素，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给出答案。这些考量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损害的类型、严重性程度、持续时间、加害方式、侵害的影响范围、行为人过错的程度以及其他归责性因素、因果关系的贡献度、被侵害利益的保护力度、行为的正当化程度、当地生活水准、币值和通货膨胀等因素。此种判断模式具有弹性，其在保障个案判决妥当性的同时，也会引发法律安定性问题。对此，典型损害的金钱赔偿定额化，也许不失为一种方法。此外，既往抚慰金判决参照表格的编制，也很有价值。可以考虑编制全国范围内或各高级法院辖区范围内抚慰金判决分类表格，定期进行更新，为法官判案提供参考，并强化作出过度偏离既往判决案件之裁判者的说理义务，来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五、结论
《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具有包容性和弹性，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展开提供了良好的立法基础。弹性规则所释放出的逻辑空间，微观上可保障个案判决妥当性，宏观上使得法律能够适应社会变迁；同时，弹性规则之下，以实质性价值判断为指引，可以构建出妥当的学理框架。
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适用于所有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被侵害的场合，以侵害导致的精神损害后果具有“严重性”为必要。这里的“严重性”要求可解释为轻微损害排除规则。在人身侵害案件中，不应当将抚慰金请求权简单地与伤残鉴定挂钩，而应根据个案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程度来具体判断。人身侵害导致死亡和其他严重后果的案件中，受害人近亲属对其因此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应享有请求物质赔偿的权利。
抚慰金的数额确定，面对着精神利益和金钱相互之间不可通约的难题。但是，法价值与技术可以超越该难题，并得出个案妥当的赔偿数额。赔偿数额的确定涉及三个基本问题，即损害事实、责任基础、金钱评价。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之下均有不同的考量因素，需要在综合权衡的框架中发挥作用。法官需根据个案情境，综合考虑各项影响因素之有无及量度，并参考过往判决，来合理确定抚慰金数额。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