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主体性理念探析——以民事司法制度为中心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已经成为当代一个潮流，主体性体现在司法中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它经历了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国现今的民事司法制度在尊重人的主体性方面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故而应当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主体性；司法主体性；民事司法
尊重人权已成为现世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已写入我国宪法。尊重人权要求我们肯定公民的司法主体性，始终关注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正义的需求，充分发挥民权对于推动改革、完善司法的作用。本文拟对司法主体性作一探讨，企望能对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有所助益。
一、主体性基本内涵分析
对于主体性的理解，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的。在他看来，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人作为人类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其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根本属性。人的主体性通过一种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包括实践活动、意识活动）来实现，并且随着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人作为主体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改造关系，第二层是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第三层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三个层次的关系统一于人的劳动创造和交往活动之中。[1] 与之对应，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中，自主性在主客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为我”关系，即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来改造客观世界，体现为主体的自由意志；能动性则表明主体是能动的主体，其所有行动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客体的物质活动，表现为主体的目的；创造性则意味着以人的方式改造物的存在方式，使物按照人的方式而存在，体现了人类的自我超越。[2]
自人类社会文明的早期开始，人的主体性问题就一直颇受学者们所关注。在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史上，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首先肯定了“自我”的存在。在他看来，“自我”的存在完全是自明的：我虽然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我不能怀疑，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而怀疑活动是思想活动，所以我在怀疑就是我在思想，作为怀疑活动主体的“自我”的存在是确实可靠的。由此，笛卡尔得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结论或公式，[3] 将“我”作为理性的主体，视为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从而对主体性理念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至于康德，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初步建立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意志以及道德自律的哲学家。他在区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的前提下，从理性出发解释自由，论证了人的主体性。他认为人作为主体包括两个方面，即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首先，在认识论领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康德强调人在认识中的主体能动性，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题，高扬了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其次，在道德领域，康德提出了“人为自身立法”的命题，并且他还认为，道德主体是人之主体性的最高峰，人只有作为道德主体，才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自由。 由此，康德将人奉为整个世界的终极目的，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对此，他曾言道：“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就成为一个单纯的荒野，世界的存在就是徒然的，没有最后目的的了。”[4]
进入现代以后，思想家们继续宣扬着主体性理念。其中，麦克塔格特甚至说：“个人才是目的，社会不过是手段”，国家“只有作为一种手段方有价值可言”，如果赋予国家以终极价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样”。[5] 由于现代社会工业化和科层化的扩张和发达，个人往往有如被压抑与操纵之机器。因此，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倡扬个人自主，强烈地抨击这种本末倒置的社会现象，主体性理念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强调和吁求。
面对纷繁的主体性学说，笔者认为，欲把握主体性的内涵，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关于主体性的理论有两种，即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如果仅仅强调前者，主体性就可能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成为一种无现实性可言的东西，因为人类的主体性必须要由个体来承担、落实和实现。因此，我们研究主体性问题应将其置重于个体主体性。其次，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客体世界的变化上，还表现在主体自身的发展上。人类自身的改善，既有精神的方面，也有肉体的方面，是灵与肉、心理与生理两个方面的改善。[6] 最后，要强调人的社会本质，注重主体的实践性，要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并把实践和生活放在对理论来说具有根源意义的地位。[7]由此，对主体性可以作下列几点概括：第一，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主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权利。自主性源于人的意志自由，人作为世界的主人，万物之灵长，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因此，在对待意义上，任何将人视为他者作用之对象，或者任由他者摆布之对象的观念和行为都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容。第二，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觉性。自觉性是自主性扬弃的结果，同时又是主体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和展开形式。自觉性主要表现为主体能力。人作为主体进行任何活动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正是有了明确的目的，人们的行动才不会盲目，才是自觉的行动。自觉性还要求人们相信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人无从替代，也无需替代。第三，人之主体性体现为选择性。这是自觉性得到扬弃之后的结果。选择性体现了主体的自由判断，以及自由判断的能力与性质，展现了主体更充分的自由。对于主体的这种选择的愿望与自由，从理念上予以认可并使之正当化，这便是强调包含在主体性当中的选择性的现实意义。[8] 第四，人之主体性还归结为责任。个人自主自觉地进行选择，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活动，个人可以享受由此所带来的利益，也应当承担由此所产生的责任。第五，实践性是人之主体性的最为重要的特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康德式的道德自律也不能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诉诸物质的批判力量。主体性最终要落实为实践性，而实践是一种能动地改造外部对象的活动，正是通过实践，主体才达到了其目的，实现了其价值。
二、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司法主体性理念的确立及其实践
人之主体性的确立有一个发展过程，它经历了一个由理念存在到实然享有，由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由少数人权主体到多数人权主体，由主体性不充分到主体性充分，由适用的领域有限到广阔这样一个历史过程。[9] 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机制的强大推动下，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社会，主体性理念已落脚成为许多国家的司法指导理念。
（一）法权主体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而且当法治成了一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时候，法律的基本功能及其使命便在于构建并保护以社会主体的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关系。这种权利关系既包括体现了权力职责与作用的权利——权力关系，也包括体现了私权利之间相互交换或协调关系的权利——权利关系。[10] 这种法律关系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作为主体享有并支配着自己的权利，并且这种支配形式是多样化的，它或者是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从而接受和服从国家权力对自己的干预，或者是与其他的社会个体进行一种私权利的交换。无论哪一种情形，社会个体（包括集合体）在法律关系当中都是以法权（利）主体的姿态出现的。由此，一方面，在其产生以及行使的方式上，国家权力就获得了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产生目的绝非是将其作用对象当成客体来对待，而是最终服务于所有成员的整体利益。至此，人便由哲学意义上的道德主体过渡到了现实世界当中的法权主体。
作为国家权力分支之一的司法权，自然也应当体现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服务于人。近代以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主体性理念的意义与内容以不同方式得到了表达与实践。在司法领域，主体性理念在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传统英美法程序中的对抗式诉讼理论和大陆法系的“当事人主导”理论。近代民事诉讼法奠基之作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以及以其为样本制定的1865年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主体性理念。[11]
（二）程序主体
主体性理念真正作为司法实践和改革的重要目标而确立并大力推广，则发生于当代。如自上个世纪70年代发韧并持续至今的、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使诉讼便利公民、低廉有效的“接近正义”运动，便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性理念。学者们为维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避免将当事人作为审判客体对待，提出了衡量民事审判是否正当的依据不仅在于判决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而且在于民事程序本身能否保证当事人参与的观点。诚如王亚新先生所指出的，司法审判在许多方面的特点都可以视为在制度上对判决的可变性加以严格限制的必要或非必要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中最直接也最具根本意义的因素恐怕还在于诉讼审判所特有的程序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当事人对抗结构。[12] 笔者亦认为，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保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与主体性理念相适应的民事诉讼制度结构与技术规则的总和。
程序保障，可以理解为通过程序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其主体性和自律性。它直接反映了正当程序思想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并具体体现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之中，以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当事人主导原则）、证明责任原则等法理为其内容。这种当事人主义的程序结构意味着把更多的诉讼主导权作为权利赋予当事人，而不是作为权力留给法官。尽管最终作出判决的是法官，但当事人却是形成判决的主体：在诉讼开始时，当事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出请求，该请求划定了判决的范围；接着，当事人双方必须就存在争执的事项进行协议以确定争点，争点一旦确定亦对法官具有约束力；之后，当事人又围绕着争点收集和提出证据，并就事实和证据进行辩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尽管法官主持着程序的进行，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13] 这样，当事人的实体性诉求在进入程序之后，便在诉讼这一“法的空间”里置换成了程序上的需求，当事人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支配者，转变成了程序的利用者、支配者，成了程序主体。程序之设定是为当事人服务的，是当事人作用的客体。于是，当事人通过程序这一制度在约束自身的同时，也使自身获得了真正的、最大的自由。同时，由于整个诉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思展开的，按照自我选择即自我负责的法理，当事人必须对法官的判决表示认可与服从。于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成了一种负担和责任。当然，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责任性相比，其对法官权力的制约性更具现实意义。
三、司法主体性理念与我国民事司法制度
（一）对我国现行民事司法制度的检讨——一个主体性的视角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法制建设，我国的民事司法体制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虽说“尊重人权”已经写入宪法，但总体而言仍未能明确地将主体性理念作为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的主体性仍尊重不够，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具体说来，目前我国民事司法体制存在着下列问题：
1、公民使用法院的机会不充分也不平等
欲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当然需要科学、细密的程序设计，但其发生效用的前提则是公民能够诉诸法院。事实上，在历史和现实之中，权利侵害之所以未能及时得到应有的救济，往往是因为受害人无法诉诸司法。有学者将使用司法的权利概括为诉讼权，并认为它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但在目前，我国法院的受案范围仍较为有限，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正义的要求；诉讼费用高昂，阻碍了公民利用法院；多数人诉讼制度仍不完善，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尚属阙如，不能有效应对现实需求[14] ；社会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然而法律援助制度的覆盖面却十分有限，仍有许多公民因为经济原因而被阻挡在法院大门之外；尚没有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即便是诉讼程序也没有实行多轨制，公民的选择余地不大；此外，律师行业逐利倾向严重，导致许多同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然而标的额较低的案件得不到律师代理，致使其维权不力，等等。
2、诉讼程序设计上仍存在不少问题
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诉讼程序和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衔接不够，未能共同筑起一道纠纷解决的“城墙”；在诉讼程序内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区分不甚明了、二者的衔接度也较差，至于简易程序和小额程序则未能明确区分；一些程序，如人事诉讼程序等仍付阙如；起诉条件过于严格，要作实体审查，常常导致公民不能有效地行使诉权；法院立案审查随意性过大，一些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被拒之门外；诉讼程序欠缺经济性，过于追求程序的严密性、完整性，而未能针对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加重了财政和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诉讼的公开性、透明性不够，通常只限于形式意义上的公开，即公开开庭审理，但对法官心证的公开、判决理由的详细阐述等仍旧重视不够；法官经常过于消极，假当事人主义之名而行偷懒之实；此外，还有一些程序职权色彩浓厚，如法院主动追加当事人，法院、检察院可以提起再审或审判监督程序，法院可以主动移送执行等。[15]
3、国民参与司法不够
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于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上的，人民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就国民参与司法而言（司法民主化），我国还做得很不够，揆诸现实，笔者将其概括如下：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基本上是由有权机关进行，广大公民参与很少；法官的选任名义上是由民意机关——人大进行，但我国的现行政治构架决定了其实际上是操诸于各级党政机关，普通民众基本上无权参与；陪审制①等民众参与司法的制度长期以来被空置，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民众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广大公民的监督权、申诉权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除非借助于有权国家机关，此外，代表市民社会的新闻媒体也还多为官方控制，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仍很有限；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布面较窄，公众无从及时获得相关信息，自然也无法对之进行评论和监督，等等。
(二)理念建构
以上我们列举了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要解决问题，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首要的，因此我们应从改革司法制度赖以建构的理念入手。在司法观念的变革方面，笔者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将主体性理念作为司法制度设计和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体性理念在司法制度中的实践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所谓司法主体性理念，是指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论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16] 从司法主体性理念出发，就应当树立法官的服务意识，保障公民和当事人对其的决定、支配和主导地位，维护他们的自主性，使司法民主化、便利化，使公民可对其寄予厚望。具体言之，司法主体性理念的基本要求有：(1)由公民来决定司法制度的构建。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依民主要求，主权在民，司法权的运作亦应由公民决定和进行。 第二，由公民主导司法改革的方向和进程。（2）司法体制的设置及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当以“便民原则”为指导，要便利公民利用司法制度。（3）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当事人为诉讼主体，当事人应当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
（三）制度建构
前文笔者提出并分析论证了司法主体性理念，但我们不能只重视大道理，忽视“小”制度，夸大所谓社会性质的作用。其实，制度建设也是一个知识的积累过程，制度发育程度的差异往往是操作制度的人们的知识差异的反映，[17] 由此可见制度赖以建基的知识、理论的重要性。以下笔者按照上文所提及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来探讨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完善办法。
1、增加公民使用法院的机会
为确实保障公民接近法院的权利，应当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以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而不是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来受理与否；放宽起诉条件，取消立案制度而行登记办法；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大力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确立多元化的裁判组织和机制；要对诉讼费用进行改革，可以考虑改进诉讼标的额的计算方法，实行低额的起诉手续费，可考虑借鉴德国的“诉额确定制度”， ① 以便利公民提起诉讼；加重滥用诉权者的诉讼费用责任和诉讼风险负担以补偿对方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应当透明化、合理化，要加强律师对客户的报酬说明义务，并大力推行律师费转付制度；此外，还要扩充民事法律援助，在援助案件及援助对象的范围、利用者负担的合理方法、理想的运作主体等问题上，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2、进一步完善诉讼程序设计
在程序的设置上，应更多地从公民的立场思考程序的功能，按照多元、可选择的价值取向设计出满足社会多元价值需求的多元程序；司法规则和司法语言应当明确易晓，以尽益避免由于司法专业性和封闭性所导致的“司法的剧场化”[18] 而使司法距离社会大众愈来愈远，甚至成为公民之对立物的弊端；法院和法官的行为要具有经济性、便民性、亲和性，如可以考虑设置司法咨询对话、信息提供窗口，实行夜间、休假日服务，进一步推进现代通讯技术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法官必须做到中立无偏，并履行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告知、阐明等诉讼义务，并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法官都应当对当事人以礼相待，并尽力保障他们能方便地行使诉讼权利；改变诉讼中的职权主义做法，由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提供证据资料，双方平等对抗，主导诉讼进程，要赋予当事人决定各项事务的处分权，以及最终形成裁判结论的辩论权。
3、国民参与司法
在国民参与司法方面，要吸收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可以设立由专家、学者和普通公民组成的司法咨询委员会；法官的选任应当听取民众的声音，如可考虑采行法官民选制、法官遴任之国民审查制或法官人事咨询制等，[19] 以避免法官队伍的官僚化；改革、完善、落实陪审制等公民直接参与司法的制度，增强司法的民主化；加大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范围和力度，以利于公民对其进行监督；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要加强民众监督的范围、力度和法律效力，加强新闻媒体等“社会独立之眼”[20] 对司法的民意监测；还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法院之友”制度以促进国民对司法的参与。
不愿改革的民族缺乏精神，无法改革的民族缺少活力，为改革而改革的民族缺少智慧。改革已成为当今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然而，“改革”二字并非只是一种标签，可以随意贴，只有那些与时代的主旋律相拍，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福祉的变革才叫改革。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列入人大立法的议事日程，学界也正在为此进行研究和讨论。一部法律的修改有三个层次，即理念、原则和制度，而其中最为重要者当数理念的建构。笔者以为，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设计以及具体路径的选择上，必须以主体性理念作为指导，广泛地吸收普通公民参加，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可以说，民事司法不断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提高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张登巧,赵润林.交往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体性哲学[J].社会科学,2001(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69.
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办法

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６５号
　　《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办法》已经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８日省政府第１３８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２００２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省长 李克强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９日


　　第一条 为了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持有本省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
　　前款所称的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抚养关系，且共同生活的人员。具体包括下列人员：
　　（一）夫妻；
　　（二）父母与未成年的子女（包括养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双亡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子女与无生活来源的父母（继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与子女亡故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四）兄、姐与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
　　（五）父母与丧失劳动能力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子女，尚在校就读的确无独立生活能力和条件的子女；
　　（六）民政部门根据本条原则和有关程序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属地管理，遵循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
　　各地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将中央和省属企业、远离城镇的军工和矿山企业、城镇集体企业的贫困职工等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贫困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第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财政部门按照规定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统计、物价、审计、监察、劳动保障和人事部门分工负责，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审批工作。
　　居民委员会根据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可以承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六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各市、县按照《条例》第六条规定制定，并随着当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适时提高。
　　在同一设区的市、同一县（市）执行同一保障标准。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的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其中包括：
　　（一）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稿酬；
　　（二）继承、接受赠予、储蓄存款、有价证券及孳息的收入；
　　（三）财产租赁、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
　　（四）应当领取的离退休费及各类保险金、保障金、赔偿金；
　　（五）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者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抚养或扶养费，遗属补助费和民政部门定期发放的救济金；
　　（六）从事生产、经营所得等其他应当计入的合法收入。
　　第八条 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由户主通过居民委员会、未设立居民委员会的直接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一）居民户口簿、身份证、收养证、婚姻证书等证明其家庭成员身份关系的证明；
　　（二）家庭成员的收入证明；
　　（三）与审批事项有关的其他证明材料。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表》按照省民政部门规定的样式统一印制。
　　第九条 管理审批机关为审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需要，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调查核实。申请人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都有为本单位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出具真实收入状况证明的义务。
　　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城市居民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应由其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协助调查取证，并出具相关证明，由其户籍所在地管理审批机关审批。
　　第十条 居民委员会或委托经办机构接到城市居民申请书及有关材料后，应当对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家庭收入等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张榜公布，征求群众意见并核实后报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初审。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２０日内，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进行调查，并将有关材料和初审意见报送县级民政部门审批。
　　县级民政部门自接收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有关材料和初审意见之日起１０日内办结审批手续。对不符合保障条件的申请人，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县级民政部门经审查，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发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件，并将其家庭成员、家庭收入、月人均收入、月人均补助差额等情况在其户籍所在地及居住地的社区以户为单位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任何人对不符合法定条件而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可向县级民政部门提出意见。县级民政部门应当自接到意见之日起３０日内核查完毕，对情况属实的，应当予以纠正。
　　第十二条 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按照以下规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以及虽有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但其无赡养、扶养或抚养能力的城市居民，按照其户籍所在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享受。
　　（二）对尚有一定收入的城市居民，按照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享受。
　　第十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货币形式按月发放。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对象，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件、居民户口簿或户主身份证及代领人身份证，按期到指定地点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第十四条 保障对象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管理审批机关，办理停发、减发或者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续。对于要求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审核批准。
　　保障对象户口迁移时，应当及时办理保障待遇迁移手续。
　　第十五条 在法定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保障对象，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待遇期间应当参加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
　　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经有关部门二次推荐提供就业岗位，无故拒不就业的，停发其本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第十六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项目，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提供的捐赠、资助，全部纳入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第十七条 保障资金由财政部门根据预算情况负责按时拨付。实行按季拨付的，每季度季前１０日拨到本级民政部门。市、县民政部门根据各区、乡镇用款情况，每月５日前将市、县级保障资金拨付到各区、乡镇民政部门。实行按月据实核拨的，民政部门于每月３日前将用款情况及用款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于每月６日前将资金拨付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应当在款到后１０日内将保障金发给保障对象。
　　第十八条 财政部门根据工作实际需要，适当安排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经费，用于保障工作的调研、培训、核查、建档等业务经费。
　　第十九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动态管理。居民委员会应当每月、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每季度、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对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情况进行复核与审查，并根据变化的情况，及时予以调整。
　　第二十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资助。
　　市、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措施，对保障对象在就医、就学、居住等方面的有关费用给予减免照顾，并对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给予就业扶持，鼓励其通过生产劳动脱贫自救。
　　第二十一条 管理审批机关应当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档案及保障资金审批、发放的监督管理制度。
　　财政部门应加强对保障资金使用的监督，保证保障资金及时足额拨付，专款专用，不被挤占、挪用。
　　审计、监察部门依法监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及工作经费的使用情况。
　　第二十二条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应当定期将本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情况通报同级民政部门；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提前１个月将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满人员名单通报同级民政部门。
　　民政部门应当将当月本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情况及时反馈给财政部门。
　　第二十三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民政部门按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或警告，追回其冒领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二十四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的有关单位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单位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改变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范围和标准的；
　　（二）对符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无正当理由拒不审批，或者无故拖延审批的；
　　（三）对不符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擅自批准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四）贪污、挪用、扣压、无故拖欠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根据情节，对为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出具虚假证明材料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城市居民对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决定或者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５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