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发改财金[2012]28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卫生厅（局），工商局，食品药品监管局：
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部署和要求，为加快推动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加强对各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有关行业组织和药品领域企业工作的指导，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促进药品行业健康发展，特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工作职责，认真贯彻实施。


附件：《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
卫生部
工商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局
2012年9月4日





附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

药品安全信用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国家药品领域规划的发展目标，也是促进药品行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为了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在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中的推动、规范、监督和服务作用，进一步规范药品生产经营秩序，完善诚信社会监督机制，营造行业诚信环境，防范药品安全事故发生，提高药品质量安全水平，促进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建立健全药品研制环节信用体系建设

加强药品研制环节备案管理与日常监管工作。强化药品研究申办者的主体责任，以药品研制各相关方／参与人员为征信对象，以监管过程中产生的记录为主要内容进行信用管理，提高研制环节的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在信用信息累积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信用评级，开展信用分类管理，建立守信受益、失信惩戒的激励与制约机制。根据信用评级，适当调整监督检查的方式、 力度， 建立信用风险预警与通报制度，健全行业准入与退出机制。 加强相关信息的公开， 并通过 “黑名单”、 “不良记录”等方式，发挥市场调节与社会监督作用，促进药品研制过程的规范性，保障药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促进药品研究良性发展，从源头上保证药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

二、建立健全药品企业产品质量信用管理体系

推动药品企业完善质量管理体系。严格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提高生产环境标准，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认真实施质量受权人制度，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素质，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参与质量管理，建立和落实质量风险管理、供应商审计、持续稳定性考察等质量管理制度，完善药品安全溯源体系。
增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诚信意识。健全企业自身信用管理机构，规范企业诚信经营行为，提高企业药品安全生产社会责任，建立药品安全信用风险预警、传递、管控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药品质量安全长效管控机制。

三、完善药品流通体系，健全准入退出机制

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城乡建设规划、 人口增长与密度和年龄结构变化、药品供应能力等实际，科学合理地布局药品批发零售网点的设置，推动实力强、管理规范、信誉度高的药品流通企业跨区域发展，形成以全国性、区域性骨干企业为主体的遍及城乡的药品流通体系。提高行业准入标准，加强日常监管和考核，建立退出制度，对违反诚信原则、有失信行为记录和违法违规的企业要限期整改，严重的取消经营资格。

四、建立科学规范的药品招标采购机制

建立和完善药品行业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制度，对采购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恶意竞标， 中标后拒不签定合同，供应质量不达标药品，未按合同规定及时配送供货，向采购机构、医疗机构和个人进行贿赂和变相贿赂的，及时在网上公示并同相关部门实现数据交换，建立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

五、建立药品临床使用评价制度

通过研究制定医疗机构临床医生及其从业人员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医疗机构药品临床应用合理性评估工作，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六、加强药品广告监管，规范药品广告发布活动

完善广告监测体系。加强药品广告监测检查，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实施药品广告动态监管，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药品广告的发布。完善监管执法联动体系。实施监测、监管、执法联动，各相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及时查处发布违法药品广告的行为，对多次发布严重违法广告的药品生产、经营者采取列入“黑名单”、暂停销售、查办取缔等措施，加大联合公告、联合告诫、联合查处等工作力度。探索建立广告信用监管体系。研究设立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信用评价指标，规范广告发布活动。

七、加快完善药品安全领域信用制度建设　

抓紧研究制定药品安全领域信用制度规范。通过药品安全信用征集制度、信用评价制度、信用披露制度、信用分类监管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建立药品企业信用档案， 做到真实、准确、可追溯，并规定诚信记录的标识、存放、保护、检索、留存和处置等行业规范。根据药品安全信用评价结果的差别确定不同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药品安全信用差异对药品企业的奖惩功能，切实提高药品安全信用监管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

八、加快药品行业信用信息资源整合

在各部门行业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完善药品行业信用信息记录，建立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信用信息档案。各地区要对本地区各部门、药品行业等领域的信用信息进行整合，形成统一平台，实现对药品行业等领域失信行为的协同监管。依托现有国家电子政务网络资源，逐步建立完善部门间与地区间公共信用信息的互通和共享，以确保信用数据全面、及时、准确、公正，促进药品行业信用信息的应用和服务。

九、建立健全信用分类监管机制

以药品企业静态登记信息和动态监管信息为基础，按照守法诚信度、行业风险度、区域重要度和动态警示度指标体系，对药品企业信用实现科学多维分类，建立守信企业激励机制、警示企业预警机制、失信企业惩戒机制、严重失信企业淘汰机制。对进入被吊销营业执照或取消药品生产许可证的药品企业数据库和一人有限公司数据库的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在全国范围内锁定，使“黑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个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

十、严格落实药品生产和经营主体责任，加强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

在实现行业内、地区内信用信息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加快建立药品安全失信记录档案。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造成危害、对药品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影响的药品生产和经营主体的失信行为，不仅要在各级新闻媒体和网站上进行披露和曝光，还要将失信主体列为日常监督、重点监测或抽查的重点，并撤销其已有荣誉称号，依法在行政许可、资质等级评定、评优评先、享受政府补贴、投资项目核准，以及信贷投放等方面予以惩戒，同时实施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限制措施。

十一、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推动和自律作用

发挥行业协会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指导和鼓励行业协会制定和执行行规行约，支持行业协会承担行业统计、信息服务等行业管理基础性工作，完善医药行业运行监测网络和指标体系，强化行业信息统计和信息发布。引导行业协会加强调查研究，反映行业情况和企业诉求，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抓紧出台 《药品流通企业诚信经营准则》的行业标准，鼓励行业协会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培育企业质量信用意识， 加强行业自律规则的建设。 积极开展行业培训，促进企业交流与合作。

十二、进一步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

药品安全是重大民生问题，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和积极配合。各有关部门要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和要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结合各部门的实际，扎扎实实地抓好落实工作。尤其是在信用信息的归集开放、信用信息系统的共建共享等方面，一定要增强大局意识，破除本位观念。在宣传教育、法规制定、执法检查等方面，一定要相互协调，联手行动，提高工作的效率和成效，加快推动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

十三、开展诚信宣传教育，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加强药品行业诚信和职业道德教育。积极开展以“诚信至上，以质取胜”为主题的药品安全诚信承诺活动，广泛开展“诚信经营示范创建”活动，树立一批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管理规范、服务到位，能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诚信经营典型。公开服务公约、服务项目和投诉举报电话，自觉接受政府、社会和舆论的监督，认真对待公众投诉，做到及时处理与反馈。




试论行为犯的构造

钱贵


一、行为犯的定义
　　合理地定义行为犯，是研究行为犯具体构造的前提。对于何为行为犯，尚未形成有力的通说。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不少的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张有如下几种：
　　1.行为犯也称举止犯，是指只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就会构成既遂的犯罪形态。
　　2.行为犯是指以危害行为的完成作为犯罪客观方面齐备标准的犯罪。只要行为人完成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犯罪的客观方面即为齐备，犯罪即为既遂形态。
　　3.行为犯是指构成要件的具备与行为的终了同时发生，分离于行为的结果不单独出现的构成要件。如伪证、诬告等，他们的成立并不需要误判或者误捕的结果，其可罚性也不以后者为要件。
　　4.行为犯，是指以侵害行为的实施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或者是以侵害行为实施完毕而成立犯罪既遂状态的犯罪。前者如强奸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等；后者如诬告陷害罪、伪证罪、偷越国境罪等。
　　5.所谓形式犯(注：形式犯是只要有构成要件的行为，不要求对法益造成侵害后果或具有危险的犯罪。行为犯是指不以发生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因而行为犯与形式犯在外国几乎是等同的概念。在我所接触到的外国刑法著作中，一般多使用形式犯而不是行为犯的概念。行为犯是指，当法律为了对于作为保护对象的法益予以间接的保护而负有一定的义务时，违反这些义务的行为。例如，关于驾驶证的携带、出示义务的违反；仅仅具有该行为本身还很难讲是构成了对交通安全的违反，因而是形式犯行为犯。
　　6.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以构成要件是否要求侵害具体对象为标准，构成要件要求具体侵害对象的是结果犯，构成要件不要求具体侵害对象的是行为犯。
　　7.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以成立既遂是否要求发生结果为标准，以发生结果为既遂条件的称为结果犯，不以发生结果为既遂的犯罪称为行为犯。
　　上述行为犯的定义，大多数都是以结果犯为参照对象而确立的，此外，都不要求以危害结果的发生作为犯罪成立或犯罪既遂的标准，这是它们的相同之处。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定义一可称为举动犯说，即将行为犯视为举动犯，认为只要一着手实行构成要件行为就成立犯罪同时达到既遂，这种观点排除了行为犯成立未遂的可能性，是不切合实际的。例如脱逃罪，虽然不要求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并非只要行为人有脱逃行为就成立既遂，如果行为人没有脱逃至脱离监控，就不能成立既遂，而只能成立未遂犯罪，因而定义一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定义一是举动犯的定义，而不是行为犯的定义，作者在其著作中也没有始终贯彻这一观点(注：在同一论著中，作者也认为，举动犯只是行为犯的一种类型，另外还包括一种过程犯，即行为的完成需要一个过程，并非只要一着手即能达到既遂。但从作者的上述定义来看，似乎不能得出此种结论，而上述定义本身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故笔者在上面予以列举。)。
　　定义二将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的标准，将行为犯的行为视作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从而为未遂的成立留下了余地，并以此与着手实行犯罪即达既遂的举动犯区别开来，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定义二称行为犯是“以危害行为的完成作为犯罪客观方面齐备标准的犯罪”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以论者的观点，如果危害行为没有完成，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就没有齐备。但是，任何行为如果不齐备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要件，是不能成立犯罪的。成立犯罪，前提就是行为具备包括犯罪客观方面在内的四个方面的要件，四者缺一不可。如果连犯罪都不成立，更谈不上成立既遂。论者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的差别。
　　定义三深刻揭示出行为犯之构成要件行为在时空上独立于结果，有利于把握其行为属性，这一点是非常可取的。另外，定义三强调行为犯的构成要件不包括危害结果，这也是正确的。但定义三也存在问题：没有将举动犯与行为犯区别开来，其内容反而包括了行为犯和举动犯。
　　定义四与定义三一样，没有将举动犯与行为犯区别开来，另外，在表述上也有不科学之处。所谓“以侵害行为的实施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完全能够覆盖所有犯罪类型，因为所有的犯罪都以侵害行为的实施作为构成要件。没有侵害行为，就没有犯罪可言。
　　至于定义五，论者努力要从行为犯的本质上界定行为犯，其视角不可谓不新。但将行为犯定位为义务的违反，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强奸罪，是众所周知的行为犯，但强奸罪的本质是对妇女性的权利的侵犯，而不是对义务的违反。况且论者将义务限制在“对于保护对象的法益予以间接的保护的义务”，使得行为犯的范围更为狭窄，这也是不妥当的。可以说，定义五所限定的都是行为犯，但行为犯却远非定义五所能包含。
　　定义六不在行为犯的特征上突出与结果的关系，而是以犯罪对象为突破口，为行为犯的定义寻求到一条新的思路。一般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行为对象，就没有危害结果，但是有行为对象，也未必有危害结果的出现，如诬告陷害罪有行为对象，却不一定有危害结果。所以，定义六过分限制了行为犯的范围，也是不妥当的。
　　至于定义七，虽然具有简易明了的优点，但它是事先设立既遂标准，然后又以此为根据区分既遂和未遂的，存在逻辑上的缺陷。行为犯作为一种犯罪类型，是在犯罪的成立上有其自身特点，给行为犯下定义，应突出行为犯在构成要件上与结果犯的不同之处。如果在行为犯的定义中导入既遂之标准，不但没有突出行为犯自身特点，反倒是在某种意义上将行为犯既遂的标准等同于行为犯的定义，就如将犯罪的既遂标准等同于犯罪的定义一样，故笔者认为有所不妥。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所谓行为犯，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的犯罪构成不要求有危害结果的发生，只要实行行为一俟完毕，基本构成要件即为齐备的犯罪类型。这一概念的特点是着眼于行为犯基本构成之特征，强调行为犯的基本构成不要求危害结果，而是取决于实行行为本身。如果以修正的犯罪构成为标准，行为犯和结果犯之间，实际上没有什么界限。虽然基本构成要件齐备即为既遂，但基本构成要件不等于既遂，既遂是基本构成要件齐备的结果，因而本定义不存在上述定义七的逻辑缺陷。
　　行为犯的定义表明了行为犯的最基本特征，可以视为是行为犯的基本构造。同时，行为犯作为一种犯罪类型，也应当具备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的要件。由于行为犯的基本构造有自身特点，因此，行为犯的犯罪构成的各个方面，也有不同于结果犯和其他犯罪类型的地方。
　　　　　　二、行为犯的客体特征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在外国刑法学中，它被称法益，也就是法所保护的生活利益。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犯罪客体是被犯罪行为侵害或威胁的法益，故犯罪客体又被称为侵害客体，本文也正是从这一方面研究行为犯的客体特征。由于行为犯的基本构成不要求危害结果，容易使人想象成不要求犯罪客体。诚如有的学者所言，“行为犯之所以不要求有一定的犯罪结果，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不存在一定的犯罪客体，因而不可能出现一定的犯罪结果。二是这种犯罪并非不能发生一定的危害结果，而是由于这种犯罪行为本身性质就十分严重，法律规定不以发生一定的犯罪结果的犯罪构成的要件。”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行为犯是只要求构成要件的行为，不要求对法益造成侵害或侵害危险的犯罪。但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合法权益，刑法并不制裁单纯的不服从。日本刑法学者町野塑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所有的犯罪都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因此，所有的犯罪都是结果犯，行为犯没有存在的余地。但诚如前文所述，行为犯是一种不同于结果犯的犯罪类型，其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行为犯对客体的侵犯到底有何特征呢?
　　由于行为犯是一种犯罪类型，因而行为犯的犯罪客体，既有一切犯罪客体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性。任何犯罪，都是对合法权益的侵害或威胁。具体说，犯罪对社会的危害不仅指“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而且还包括犯罪所直接威胁的社会关系”。侵害，是侵犯损害的意思，即指犯罪对一定的社会关系造成了现实的损害，如故意杀人罪中致人死亡的结果，盗窃罪中他人对财产失去控制的结果，都属于对社会关系造成了现实的损害；威胁，是指行为对某一社会关系虽然没有造成现实的损害，但行为本身包含了“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危险犯即属于此类，如破坏交通工具罪，并不要求造成交通工具颠覆的实际损害，只要破坏行为有造成颠覆的可能性即可。此外，犯罪的未遂和预备都是对合法权益构成了威胁而不是侵害。这里要强调的是“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并不是造成实害结果的可能性，而是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可能性。犯罪的本质是指行为对合法权益造成现实侵害或造成侵害的危险性，这是一切犯罪的共性。如果再进一步分析，犯罪对合法权益的侵犯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1.造成实害结果，如故意杀人罪；2.造成危险结果，如放火罪；3.行为单纯侵害了合法权益，但未能或未要求以危害结果之形式出现，如贩卖毒品罪或伪证罪，其中贩卖毒品罪是未能有实害结果之形式出现，伪证罪则是不要求危害结果出现；4.行为单纯对合法权益造成威胁，而没有造成实害结果的可能性，如贩卖毒品罪的未遂。
　　这里有必要明确结果的含义。结果在不同的层次上有不同的含义：(1)最广义的结果，即任何对合法权益的侵害或威胁都视为结果。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里所指的结果就是最广义的结果，在犯罪的分类上，最广义的结果没有意义，也不是本文所称的危害结果。(2)中间意义上的结果，即危险结果和实害结果之和。实害结果就是对合法权益的现实损害，并通过有形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如故意杀人罪之死亡结果即为实害结果，危险结果就是指有发生实害结果的危险，虽然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但并未以有形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3)狭义的结果，即实害结果。一般地说，刑法中的危害结果是指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隔离的对行为对象的损害或威胁。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必须后于危害行为出现；其二，危害结果必须通过行为对象体现出来。由于并非任何犯罪都有犯罪对象，因此并非任何犯罪都有危害结果。如伪造货币罪，由于没有犯罪对象，因而该罪构成要件不要求有危害结果(注：应注意的是伪造的货币并非犯罪对象，而是犯罪所生之物。犯罪对象必须先于犯罪行为而存在，并体现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其三，危害结果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但必须有相应的时空存在方式。由于“危险结果是具体危险行为引起的另一现象，它是在行为之后出现的客观事实情况，自有其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形式”，因而危险结果也属于危害结果。
　　可以认为，对于实害犯的客体来说，不是仅仅威胁到合法权益，而是对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并且这种侵害须造成有形的物质结果，这种有形的物质结果，是对合法权益侵害的物化，属于有的刑法学者所指称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即行为的逻辑结果”(注：不过要说明的是，该论者认为任何犯罪行为都有逻辑结果，这是笔者不赞同的。论者实际上是把危害结果作广义的解释，从而使得危害结果失去了通常的含义，这样会导致危害结果在刑法上变成一个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概念。因此，本文所说的逻辑结果，是指行为产生的体现客体性质的实害结果或者危险结果，与论者的逻辑结果并非同一含义，逻辑结果的范围大于实害结果。本文只是借用论者所提出的这一概念)。这就是结果犯的本质特征。在结果犯中，物化的危害结果必须体现具体犯罪所侵害的客体的性质。如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体现了故意杀人罪所侵害的客体——人的生命权，诈骗罪中他人财产受损的结果体现了诈骗罪所侵害的客体——他人的财产权。这里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都体现犯罪所侵害的客体的性质，如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死亡结果就没有体现非法拘禁罪所侵害的客体——他人的人身自由。因此，实害犯的结果应有特别的限制，即必须是体现本罪犯罪客体属性的物化结果。
　　至于危险犯的客体特征，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说：“结果犯所预期之结果。有属于实害者，有属于危险者……，前者，系以侵害法益为其处罚之依据，即以现实的侵害一定的法益为其构成要件……，后者，则以发生一定法益之危险为其处罚之依据，并不以现实发生法益之侵害为要件，仅以侵害法益危险之意欲，并致发生一定法益之危险，其犯罪即告完成。”依此论，危险犯的客体是法益侵害的危险，因此，犯罪未遂可能也有危险结果。比如，贩卖毒品罪的未遂，就有发生一定法益侵害之危险，从而，大部分的未遂犯都属于危险犯。笔者认为，危险结果是发生实害结果的危险状态，而不是发生法益侵害的危险，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生法益侵害的危险，其外延大于发生实害结果的危险，如强奸罪之未遂，并非有实害结果出现的危险，而是法益被侵害的危险。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未遂犯，是发生法益侵害的危险，而对于危险犯，则是发生实害结果的危险。由于危险犯本可以造成体现犯罪客体的实害结果，而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构成却不要求物化的实害结果的出现，故可以认为危险犯只是对合法权益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而没有造成现实的损害即侵害，但是这种对合法权益的威胁存在着转化成体现犯罪本质的物化结果的可能性，此即危险犯客体侵犯的特征。
　　行为犯与危险犯对客体的侵犯颇相类似，即二者都不要求对合法权益造成有形的危害结果。但是仔细分析，我们却能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不同：危险犯对客体的侵犯，要求有造成实害结果的危险，行为犯则不要求有造成实害结果的危险。但是，行为犯毕竟侵犯了合法权益，否则无以成立犯罪。行为犯对合法权益的侵犯只能从行为本身体现出来，而不是从结果(包括危险结果)上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在实行犯罪行为的同时，合法权益就已经受到了侵害，而不是如同危险犯一样，在行为实行完毕后，作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具体体现的危险结果才会出现。行为犯对客体的侵犯体现为只单纯侵害了合法权益，未能或未要求以危害结果之形式出现。而且，完成形态的行为犯，只能是侵害了合法权益，而不能是威胁到合法权益，也就是在完成形态之行为犯下，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了现实的损害。以诬告陷害罪为例，能否认为在被害人没有受到错捕、错判的情况下，合法权益没有受到侵害，而只是受到了威胁?从诬告陷害罪的本质来看，刑法规定诬告陷害罪，主要是为了保护哪一方面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诬告陷害罪确实是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这一章中，因而一般论著都认为诬告陷害罪主要是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问题是，同样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为什么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要求有死亡和伤害的结果出现，而诬告陷害罪却不要求错捕、错判的结果出现呢?应该说前者对合法权益的侵害和行为的价值要大于后者，诬告陷害罪更有理由要求危害结果的出现。换而言之，如果认为诬告陷害罪是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就应当要求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结果出现，而诬告陷害罪本身也能出现这一结果。如果诬告陷害罪不要求危害结果的出现，说明诬告陷害罪侵犯的主要不是人身权利，而是其他合法权益。相比之下，外国刑法学倒认为诬告陷害罪是侵害国家的刑事司法作用这种国家法益，虽然也认为对特定的被诬告的个人利益同时受到侵害，但一般认为，它相对于国家法益来说应当是次要的、附属性的。从德国刑法典看，诬告罪(第十章)也是与妨害司法的犯罪(如第九章之未经宣誓的伪证和伪誓犯罪)相继排列，作为侵犯国家法益的犯罪，而侵犯人身的犯罪则是作为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未与之一起排列。日本刑法典的规定也大体相同。因此笔者认为，诬告陷害罪主要侵犯的是国家的司法作用这种合法权益，而不是人身权利，我国刑法典的规定是不科学的。如果正确认定诬告陷害罪主要侵犯的是国家司法作用方面的合法权益，则不难解释诬告陷害罪之诬告陷害行为已经对国家的司法作用产生了侵害，而不是侵害的危险，因为一旦向国家机关对他人作虚假犯罪告发，国家的司法作用就受到了妨害，合法权益即受到了侵害，而不是有侵害的危险。至于对被害人有错捕、错判的危险，这不过是诬告陷害罪附带产生的对法益的威胁，并未体现诬告陷害罪的主要客体属性(注：在根据法益内容对犯罪进行分类之后，原则上就应当在各类犯罪的同类法益之内理解各具体犯罪的法益。只有立法上存在缺陷，需要补正解释时，才不得已超出各类犯罪的同类法益理解某种具体犯罪的法益。例如，德国、日本刑法将非法侵入住宅罪规定为对公共秩序的犯罪，但刑法理论上却将其理解为对个人法益的犯罪。这也说明当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出现冲突时，论理解释优于文理解释。)。
　　总之，作为完成形态的行为犯的客体特征，只能是侵害了合法权益，而不能是对体现该罪本质的合法权益造成威胁，行为犯多数情况下不能产生体现该罪客体属性的实害结果，即行为犯对客体的侵犯是通过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造成的结果体现出来。从犯罪客体分类的情况来说，包括有形客体(法益)和无形客体(法益)，有形客体又称形式客体，指能够反映有形事物的客体，其特点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被实际感知的人或物，来体现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如身体、财产等都是有形客体。无形客体(法益)，又称“实质法益”和“非物质法益”，是指不能被感知的非物质客体，如自由、名誉、人格、尊严等。由于行为犯主要是保护无形客体，因而行为犯的法益侵害呈现出非物质形态。附带指出，有的学者说行为犯不是不能产生危害结果，而是不要求危害结果，这一说法是不科学的。因为行为产生的危害结果与体现客体性质的危害结果并非等同的概念。如非法拘禁导致他人死亡的，死亡结果并非体现客体性质的危害结果，因此不能说作为行为的非法拘禁罪也能产生危害结果。对于行为犯而言，一般不能产生体现法益性质的危害结果。
三、行为犯客观方面特征
　　行为犯的客观方面，除了不要求危害结果之外，即使在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本身的属性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一)行为犯的行为与侵害同在。行为犯的构成行为一俟完成，合法权益即受到现实侵害。也就是说，行为对合法权益的侵害与行为本身不存在时间上的分离。以强奸罪为例，一旦强奸行为实施完毕，妇女的性的权利即已受到了现实的侵害，所以强奸罪是行为犯。同理，在拐卖妇女、儿童罪中，一旦行为人已控制妇女、儿童，对合法权益的侵害即已发生。而同样是作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发生却存在时间上的差异，虽然由于故意杀人罪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时间差异有大有小，但行为与结果之时间差异却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由于故意杀人罪是结果犯，行为对合法权益的侵害作为危害结果，后于行为本身。所以，行为与对合法权益的侵害是否同在，是衡量某一犯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的一个重要指标。
　　(二)行为犯的行为对合法权益侵害取决于行为本身的程度。在结果犯的情况下，行为对合法权益侵害的程度主要取决于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以走私罪为例，根据刑法第153条之规定，成立走私罪，必须偷逃应缴税额5万元以上。刑法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5万元，即是犯罪结果，是走私行为直接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它是成立走私罪的数额起点。由于结果犯中危害结果体现行为对合法权益侵害的程度，因此，刑法第153条对走私罪的量刑规定主要取决于作为危害结果的偷逃应缴税额的大小，如走私货物、物品在5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纳税额在1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纳税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5万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而在行为犯的情况下，由于没有造成危害结果，因而行为犯对合法权益的侵害主要取决于行为本身实施的程度。还是以数额犯为例，如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要求销售伪劣产品5万元以上才能成立本罪。这里销售5万元以上就不能理解为对危害结果的要求，而是意味着对行为程度的要求，因为销售伪劣产品5万元以上并不意味着造成5万元财产的损失，并不是行为造成的结果。相应地，刑法第140条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程度即销售金额的大小，配置了不同的法定刑，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越多，法定刑越严厉。
　　既使不是数额犯，也同样能够说明问题。如非法拘禁罪是行为犯，非法拘禁对合法权益的侵害同样取决于行为的程度，在本罪中，行为程度是由时间长短来说明的，即非法拘禁时间越长，行为对合法权益侵害越大。再如，拐卖妇女、儿童罪，行为人对妇女儿童控制时间越长，行为对合法权益的侵害也就越大。当然，在不同的行为犯中，体现行为程度的标志是不同的，既使在同一行为犯中，体现行为程度的标志也可能有多个。
　　(三)行为犯的行为具有过程性
　　如果不持“行为犯即举动犯说”，一般都认为在行为犯的基本构成样态下，行为犯的行为具有过程性，即并非着手即能完成。但是，对于行为犯的过程性如何具体说明，却并非没有斟酌的余地。
　　一般认为，行为犯只有当实行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充足基本的构成要件。具体而言，在这种犯罪中，既遂形态的形成，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例如在脱逃案件中，并不是只要犯人或人犯一开始脱逃，就构成脱逃罪的既遂，而只有当其逃离羁押机关的控制范围以后，才能以脱逃罪的既遂犯论处。这种观点可称为“程度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出发点在于区别行为犯与举动犯，从这方面来说是可取的。毕竟，举动犯一着手即产生质的飞跃，而行为犯从量变到质变，中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也即有一段着手到既遂的距离。
　　但是，“行为发展到一定程度”毕竟只能说明行为具有过程性，只是对行为过程性的质的说明，而不是量的具体诠释。到底要到何种程度，才能说明行为齐备了基本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的要件呢?有的学者说“如果达到了法律要求的程度就是完成了犯罪行为，就应视为犯罪的完成即既遂的构成”。但问题是，法律对行为犯的过程进行程度既没有总则性的规定，也未在刑法分则中具体体现，说“法律要求的程度”等于是没有说。也有人认为行为犯是以犯罪行为的最后一个举动的完成作为既遂的标志。这里举动指的是自然意义上的动作，但即使是举动犯，也不见得只有一个“举动”或“动作”，如运输毒品罪是举动犯，运输行为却可能是一系列的“举动”构成，因此，这一观点并未说明过程性之进行程度。况且，所谓最后一个举动到底是法律所要求的最后一个举动还是行为人所预定的最后一个举动，也是不得而知的。
　　笔者认为，行为犯的过程进行程度是指行为从着手进行到现实侵害合法权益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行为已现实侵害了合法权益，就认为达到了相应的程度，可以认为基本构成要件行为已经完成。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为例，由于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国(边)境的正常管理秩序，只有对国(边)境秩序已经造成侵害，才能认为本罪已经达到既遂，如果行为人只是组织了一批人，并收取了他人的费用，还不能视为行为已经完成，因为此时尚未对国边境秩序造成侵害，只有当行为人偷越国(边)境时，才能认为行为侵害了国(边)境秩序，从而才能视为本罪的行为已经完成。仍以上面提到的脱逃罪为例，很多学者都只说明了要求行为人脱逃至脱离国家司法机关监管的程度，而没有说明理由。笔者认为，脱逃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监管机关的监押管理秩序，只有脱逃至脱离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管的程度，才能认为国家的监押管理秩序已经受到了现实的侵害。
　　另外，笔者要补充说明的是，行为犯行为的过程性是相对于举动犯行为的“即时性”而言的。但正如上面提到的一样，举动犯也不见得只有一个“举动”或“动作”，因而，举动犯与行为犯的区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难提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标准。大体而言：其一，如果某罪的犯罪构成是包括两个行为的复杂犯罪构成，可以认定本罪属于行为犯而不是举动犯，行为具有过程性。这里所称两个行为，是指两个性质不同的行为。例如，强奸罪就包括暴力和奸淫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只有这两种行为都具备时，强奸罪的既遂才能成立。当犯罪构成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行为时，自然具有行为的过程性。其二，如果犯罪构成只包括一个行为，行为是否具有过程性应当依据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和行为侵害的合法权益结合考虑。以毒品犯罪为例，贩卖毒品时，以出售成交为既遂；运输毒品时，以已经开始起运为既遂，不以到达目的地为既遂。显然，贩卖毒品罪是行为犯，行为具有过程性，而运输毒品罪却是举动犯，行为具有即时性——一经起运即为既遂。因为贩卖毒品，从一般社会观念看，从兜售毒品到成交有一个过程，只有成交以后，才认为已经对合法权益造成侵害。而运输毒品，一经起运，毒品即处于流通之中，对毒品的管制秩序即已形成侵害。
　　第四，行为犯的行为不一定有所指向的犯罪对象
　　犯罪对象，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对之直接施加影响的，并通过这种影响使某种客体遭受侵犯的具体人或物。结果犯肯定有犯罪对象，因为结果犯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必须通过犯罪对象体现出来，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的中间媒介。如故意杀人罪，必须有作为犯罪对象的被害人，致人死亡的危害结果也必须通过犯罪对象体现出来。而在行为犯中，由于不要求发生危害结果或者未能产生危害结果，故不要求有犯罪对象。对于某些行为犯，肯定没有犯罪对象，如脱逃罪、持有毒品罪、受贿罪等等(注：这里要注意的是，受贿罪之贿赂物没有能够反映某种客体遭受损害的情况，不是犯罪对象，而是构成犯罪行为之物。)；对于某些行为犯，则有犯罪对象，如拐卖妇女儿童罪、强奸罪，妇女、儿童就是犯罪对象。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任何犯罪都有犯罪对象。根据论者的观点：1.从法益与犯罪对象的关系来看，行为不作用于对象是不可能侵犯法益的；2.犯罪对象虽然不应与利益等同起来，但认为作为对象的人与物，包括人的状态、身份、物的状态等，并没有不当之处。论者还举例说，脱逃罪和偷越国边境罪也有犯罪对象，即行为人的身体位置或状态。如脱逃罪中，司法机关使行为人处于被关押的状态，体现了国家的拘禁作用，犯罪人将自己的身体被关押的状态改变为自由的状态，则侵犯了国家的拘禁作用。笔者对这一观点不敢苟同。从论者的初衷看来，论者认为犯罪都应有行为犯罪的初衷是为了使法益“去精神化”，即使法益呈现出物质性和具体化的特征，因为只有存在具体的犯罪对象，法益才能具有物质实在性。但是，法益本身应当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精神利益本身是不能物化的，因而不一定由犯罪对象体现出来。再者，从论者所举的实例来看，论者将人也理解为包括人的状态，这不但不能使行为对象具有明确性，反而使之难以琢磨，从而使法益变得更为抽象。假如认为人的状态、身份、物的状态也可以是犯罪对象的话，犯罪对象就会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从而使得法益的范围变得无限广阔。论者一再强调法益具有“使刑事立法具有合目的性的机能”、“使刑法的处罚范围具有合理性的机能”、“使刑法的处罚界限具有明确性的机能”。但是，如此界定犯罪对象，上述法益的机能能否实现恐怕也是未必。将犯罪对象界定为具体的人或物而不是一定的状态，似乎更为合理。状态，在许多西方刑法学者看来，往往是法益的存在方式，或者法益被害后的情状，而不是犯罪对象本身。上述脱逃罪中行为人被拘禁的状态，实质上是一种秩序，而“秩序本身就是法益的一部分”，连论者本身都是这么认为的，可见论者的观点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总之，犯罪对象不是每一犯罪都具有的，结果犯肯定有犯罪对象，行为犯则未必。
四、行为犯的主观方面特征
　　行为犯主观方面的特征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行为犯的主观方面不能是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