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股东话语权的诉讼救济障碍！

曲峰



　　时下，股东有话想说，打破了市场中默默无语的沉寂局面。政策方面虽然赋予了股东通过表决进行说话的方式，但是对于小股东其它话语权的行使，在方式上仍然有些狭窄。比如，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的行使方式，就触及到了维权路上的处女地。下面的这个案例，让作为律师的笔者有些不知所措。

案情介绍：

　　2005年7月11日，上海通商投资研究所朱长春先生、陈浩先生，以流通股股东身份向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600555）发送了一份《股东专函》。二人凭借经济学常识和经验研究发现，茉织华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相应瑕疵、股东权益存在隐含威胁，治理结构存有一定缺陷。管理层有可能在有瑕疵的管理体系下，实施经营、重大决策、关联交易等行为上，影响或损害到股东净资产权益和二级市场市值权益，且部分决策行为（如委托理财行为、资产出售行为等）已经损害了股东权益。7月20日，朱、陈二人与董秘许鸣放先生进行了交流，并提出了公司治理的科学性建议和对隐含威胁的处理方式，希望能够尽快得到答复。二日后董秘回复，以正在接受证监会调查、不便答复为由而拒绝。

　　无奈之余，建议和质询均被漠视的朱、陈二人，想到了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遂找到笔者。笔者接受该案并分析后认为，此类案例虽少、但法律规定相对严谨。股东行使建议权、质询权明明有法可依，赫然遭到上市公司及董事会的“白眼”，维权心潮毅然。作为该案的“操盘手”义无反顾的建议，唯有维权志士操戈抗击，才是柳暗花明的权宜之计，以求宽慰和树立典范！随后，2005年8月5日一纸诉状将茉织华公司告上了法庭。

　　2005年8月15日，笔者看到了这份来自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的《通知单》，而其中结果，实在让笔者（该案代理律师）有些匪夷所思！《通知单》中称：“有关民事诉状已收悉。有关朱、陈二位当事人请求茉织华公司履行对于股东建议和质询意见的答复义务；停止对于建议、质询权利的侵害；并要求董事会履行提案听取建议和质询及公开赔礼道歉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请求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特此告知，并退还诉讼状。”为此，诉讼维权再一次遭到拒绝。

　　
　　现行的《公司法》第110条规定，股份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早在12年前，便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虽将股东建议权、质询权与查阅权共置于同一法条，但立法本意就赋予了股东“话语权”。随着市场发展，证券类法规和证监会规章等也能捕捉到相应之规定。诸如：
　　１、《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三十五条“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中的第（四）项规定：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第七十三条规定：除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外，董事会和监事会应当对股东的质询和建议做出答复或说明。
　　２、《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建立能够确保股东充分行使权利的公司治理结构。” 第三条规定：“股东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重大事项，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上市公司应建立和股东沟通的有效渠道。”
　　３、《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第四条关于“投资者关系工作的基本原则” 中的第（六）项规定：互动沟通原则。公司应主动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建议，实现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双向沟通，形成良性互动。
　　４、《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对于投票表决改革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也再一次强化了流通股股东的话语权，通过分类表决制度作为缓解非流通股股东与社会公众股股东间的矛盾而采取的一项过渡性措施。


　　综上可见，股东“话语权”确实有法可依。它表面上属于社会学中的理论，而从法律上解释股东“话语权”，应当包括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三个层面。但是，表决权似乎成为了证券市场中关注的焦点，立法相对较多。对于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的行使方式，以及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规定，存在立法不足之处，不得不说有些泛泛。

　　一种法律学说认为，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甚至包括提案权）的行使，应当属于表决权延伸的范畴之内。其次，行使方式也只能透过表决权在股东大会上提及，并且不能超过会议议题的范围、且属于经营上的问题。再者，认为这两项权利会有滥用之嫌，不能随便赋予因无法行使而提请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

　　另一种法律学说认为，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应当独立于表决权，属于并列关系的股东权利范畴。其次，在行使方式上股东可以随时行使该权利，而不论股东大会（包括临时会议）在开会或闭会期间。当然建议和质询的内容，也不一定必须是会议议题内容，包括经营、管理等多个层面。再者，对于诉讼权利应当与法定权利相对应，为了主张权利被侵害或不能行使，而请求司法机关调整争端和划清民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

　　笔者则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现实中，流通股股东的维权意识不强、参与股东大会的热情不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广大中小股东并没有真正成为证券市场的主人。法律赋予这两项权利是在12年前，当初的立法并没有考虑中小股东的参与热情问题，而立法的本意就是把建议权、质询权独立于表决权的。也是按照中国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对于董事等代理人实行建议和质询的学理。

　　其次，我国规定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年会制度和10%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制度，以及有关会议议题事先明确的制度。而股东的建议和质询仅在会议议题范围内行使的话，则股东权利的表现仅仅停留在接受、否决和放弃的层面上，这只能属于表决权的表决结果范畴。不仅无法体现建议权的进言献策功效，也无法体现针对非会议议题质询的目的，更无法体现上市公司（或者董事会）的答复和说明义务。

　　再者，建议权和质询权是否存在滥用的问题，立法上的不足，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但凡建议者、质询者一律视作“闹事者”，则确实有些宽泛。所以，有志于上市公司建设的智者行使建议权、质询权遭到漠视，法院再不予保护，则这两项法定权利岂不是形同虚设！

　　另外，从法理上看，诉权更是法律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只要是符合诉讼条件，就是合法权利的行使，不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的问题。法院也不能以该类矛盾可以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如信访）解决为由，或者以具有公众特性为由，禁止或不予受理此类诉讼。在法制建设和证券市场建设进程中，股东维权诉讼多数还是有相当的社会效应的，对法治和权利的实现有着助推作用。

　　诚然，股东话语权虽有重要权利保护之意义，但案例却凤毛麟角。甚者，司法实践因上市公司的公众特性，而总是遭到特殊对待！几年前的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引起了法学界的争论，没承想，可谓“股东话语权先河第一案例”得到的结果，可能再一次引起轩然大波。证券市场中的维权智者们一直坚持不懈，我们法律工作者又怎能作壁上观！


浅析企业社会责任践行

王胜宇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或者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统一体。道德义务是未经法定化的、由义务人自愿履行且以国家强制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其履行保障的义务，是对义务人的“软约束”。法律义务是法定化的且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履行的现实和潜在保证的义务，是对义务人的“硬约束”，是维护基本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法律化。企业社会责任践行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完善规范企业内部行为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企业法是伴随着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逐步制定的。迄今为止，已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镇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法规。我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信用，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在法律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公司法》在强化企业（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制度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安排。如第52条第2款、第71条和第118条对公司监事会的公司职工代表比例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第45条第2款和第68条要求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有公司职工代表；第45条第2款和第109条第2款允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职工代表董事制度。然而《公司法》第五条规定仅仅是一个原则性条款，旨在宣示一种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性质、内容，以及企业不履行其社会责任（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等都没有明确地予以规定。具体制度安排强化了职工在公司机关中的地位，为维护职工（雇员）利益打下了制度基础，但债权人等其他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仍然不能介入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他们的利益仍然无法在企业（公司）的经营决策中得到体现。
　　首先要充分理解、领会和贯彻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从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经营决策程序、企业经营者资格、法律责任等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要求纳入具体制度安排之中，使《公司法》彻底摆脱片面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企业理念的羁绊。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引入其他相关制度，例如欧洲的“共同决定”模式，日本的“经理协调”模式，美国的“利益相关者论”模式等等。具体如职工持股制度，债权人（主要是银行）参与制度，外部独立董事制度等等。通过“共同治理”、“相机治理”等企业治理结构安排，使企业经营者在经营决策过程中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予以关注，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完善规范企业外部行为 的法律制度
　　从规范企业外部行为的角度看，经济法体系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内容分散在诸多法律法规之中，包括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然资源法、税法等等。目前这些法律、法规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均从各自的主旨和角度出发，规范之间缺少一种制度设计所必需的统一性，相互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正是由于现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范难以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现实中守法经营者惨遭淘汰，投机钻营者方有利可图，规避法律者司空见惯。法律“惩恶不力、扬善不足”是目前许多企业忽视社会责任，为了利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甚至不惜违法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新《公司法》第五条已经明确企业（公司）是社会责任的义务主体的基础上，从规范企业外部行为的角度，加强现行经济法体系中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范的协调，将分散于诸多经济法律法规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规范，统一纳入社会利益本位理念之下。应增补或修改有关法律的相关条款，从不同的范围和角度全方位建构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框架：包括破产法（债权人利益）；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利益）；自然资源法（社区及环境利益）；反不正当竞争法、税法、（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等等。上述相关的法律制度必须内蕴一致的社会责任价值追求，兼顾各方利益，造成忽视社会责任的经济行为不能获利并受到惩罚客观效果，将企业的逐利行为纳入自愿守法的轨道。
　　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
　　企业社会责任既是企业的宗旨和经营理念，又是企业用来约束企业内部包括供应商生产经营行为的一套管理和评估体系。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作为现代会计领域中的一个分支，是推动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并披露践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是企业对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和行动。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应该区分为自愿披露和被要求披露的两部分，被要求披露的部分由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强制企业必须披露，对于不披露的要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自愿部分则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披露。我国企业被要求披露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对社会福利的社会责任；对劳动者的社会责任；对消费者权益的社会责任等。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