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矿产储委 国家计委 等


矿产勘查各阶段矿床技术经济评价的暂行规定

1987年10月17日，全国矿产储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

第一条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全面完成矿产勘查工作各阶段任务，保证矿产勘查各阶段工作择优进行，使矿产勘查工作与矿山建设紧密衔接，避免矿产勘查和矿山建设投资失误，提高矿产勘查和开发的经济、社会效益，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矿床技术经济评价是在地质评价的基础上，根据矿床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对探明的和预测的储量，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进行工业开发的经济效益所作的与各勘查阶段工作程度相适应的预估。评价应遵照以下基本原则：①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矿产品的需求；②尽可能获取包括勘查工作在内的矿床开发的最大经济效益和最佳社会效益。为此，在评价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经济效益、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做到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的统一，以保证矿产资源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
第三条 矿床技术经济评价应贯穿于矿产勘查工作的全过程。在普查、详查和勘探三个阶段，均须进行相应的评价。普查阶段进行概略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是对矿床有无进一步工作价值作出评价，为可否进行详查工作提供依据；详查阶段进行初步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是对矿床有无工业价值作出评价，为可否进行勘探工作、编制矿山总体规划或矿山建设项目建议书提供依据；勘探阶段进行详细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是对矿床工业开发时拟建矿山投入产出的总效益作出详细评价，主要是为矿山建设可行性研究和确定设计任务书提供依据。
第四条 普查阶段概略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因本阶段勘查工作程度较低，不确定因素较多，因此只能在收集分析该矿产资源总的形势和供需状况的基础上，结合本矿床计算的Ｄ＋Ｅ级储量，以本阶段工作程度相适应的矿床开采及矿石加工选冶试验资料以及未来矿山建设一般技术经济条件为依据，对矿床未来开发的可能性及其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意义，做出定性的概略评价。
第五条 详查阶段初步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应在收集分析该矿产资源形势，国内外供需现状与发展，国家对该矿产的开发政策和中、长期规划等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一般矿产工业指标或经过初步论证所选定的工业指标计算本阶段探求的Ｃ＋Ｄ级储量，采用本阶段工作程度相适应的矿床开采及矿石加工选冶试验资料，考虑未来矿床工业开发的内、外部条件，类比现有同类矿山，并以矿山扩大技术经济指标为基础，结合矿床具体条件，适当调整计算参数，按国家有关文件及本规定第七条的要求，进行矿床未来工业开发的企业（微观）经济效益评价，必要时可按第八条的要求，增做国民经济（宏观）效益评价，在评价中，对矿山开发的经济效果有明显影响的因素（如矿产工业指标，矿产综合开发、综合利用，储量损失，储量风险，市场价格条件变化等）要进行初步的定量或定性分析，并要考虑该矿床工业开发的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在此基础上对矿床未来工业开发价值进行初步的综合评价，为今后可否进行勘探工作提出建议。
第六条 勘探阶段详细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应在详细收集、分析该矿产资源形势、市场条件、产品方向与前景，并根据矿山总体规划的具体要求以及未来矿山设计、建设与生产经营的具体条件（对已为工业部门选定，并已有筹建单位的矿山，此项分析可适当省略）的基础上，根据有关主管部门正式批准的工业指标，结合矿床具体技术、经济条件，采用符合矿区实际情况的计算参数和标准，按照国家有关文件及本规定第七条的要求，计算矿床未来工业开发的企业（微观）经济效益，必要时，可按本规定第八条的要求，增算国民经济（宏观）效益，以详细反映矿床未来工业开发的经济效益。在对矿山未来开发的经济效益有明显影响的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证时，要结合矿床未来工业的生态、环境等因素，对矿床未来工业开发价值进行详细的综合评价，对矿床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建设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七条 在矿床技术经济评价中，企业（微观）经济效益评价是从未来矿山企业的财务角度，分析和评价矿床开发的经济可行性，其评价内容要反映矿床开发的总投入、总产出、总盈亏和投资回收期。国民经济（宏观）效益评价是从国家角度分析，评价矿床开发的国民经济效益，以确定其宏观可行性，评价内容不但要计算矿山企业经济效益，而且要考虑资源效益、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从总体上综合计算矿床开发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第八条 在进行矿床技术经济评价时，原则上应同时考核矿山企业（微观）经济效益和国民经济（宏观）效益两个层次，当两者评价结论有矛盾时，应以国民经济（宏观）效益评价结论为准。在实际运用中，对大型、特大型矿床，稀缺矿产，国家重点规划项目或涉外项目，以及价格不合理的矿产品，在矿产勘查的详查与勘探阶段都须遵此原则施行。对一般的评价对象，若企业（微观）经济效益评价结论能够满足阶段决策的需要，可以免做国民经济（宏观）效益评价。
第九条 矿床技术经济评价中各种计算参数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应该慎重选择确定，其选定原则可按本规定的第四、五、六条的要求施行，但进行国民经济评价时，凡由国家统一颁布的主要参数，一律不得任意调整。
第十条 各阶段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工作，一般应由矿产勘查单位负责，必要时也可由对口的工业部门进行。不论由何单位进行此项工作，其成果都必须编成一个专门章节，作为矿产勘查各阶段报告的组成部分。
第十一条 本规定授权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1988年1月1日起试行。


张怡超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学校侵权/民事赔偿/责任保险/制度完善
内容提要: 学校责任保险的实施，使保险公司替代学校承担了对学生伤害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这对缓解学校的赔偿压力、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促进校园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现行学校责任保险在保险模式选择、适用的对象、保险费的承担、赔偿范围等诸多方面并不完善，这制约了学校责任保险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本文结合保险法有关理论，重点分析我国学校责任保险在实施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以期能对我国学校责任保险的完善有所裨益。


学校责任保险是指在学校组织的校内外教育活动中，因为学校及其教职员工的疏忽或过失导致的学生人身伤亡事故的赔偿中，学校依法应当承担的全部或部分直接经济赔偿责任，通过学校投保，由保险公司予以承担的一种保险制度。[1]

当前，校园伤害事故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学校教育中面临的学生意外伤害风险对学校教育教学的影响日趋严重，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利用学校责任保险来处理校园安全责任事故，有利于防范和妥善化解各类校园安全事故责任风险，解除学校、家长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推动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有利于保障广大在校学生的权益，避免或减少经济纠纷，减轻学校办学负担，维护校园和谐稳定，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注：参见教育部、财政部及保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制的通知》[教体艺〔２００８〕２号]。）

２００１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率先与上海市政府合作设立了学校责任保险，由上海市政府出资为全市３０００多所小学向中国平安上海分公司购买了学校责任保险。２００２年，教育部发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和２００６年发布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要求有条件的学校举办方应为学校购买责任保险。

目前，我国有２０多个省市实施了学校责任保险，但我国没有学校责任保险的专门立法，只有一些中小学伤害事故处理的地方性教育行政规章及政策性措施涉及到了学校责任保险的问题。（注：这些地方规章和政策性措施包括：《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上海条例》）、《杭州市中小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杭州条例》）、《北京市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下称《北京条例》）、《江苏省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湖南省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重庆市教委《关于开展校方责任险试点工作的通知》、江苏省教育厅和中国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关于积极推动校（园）方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学校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学年学校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２００５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校方责任保险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全省责任保险发展工作意见》等。）这些规章和措施的立法层次低，各地出台规范各有不同，立法极不统一。同时，由于一些地方认识不够，对学校责任保险的重要性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同时学校侵权责任保险的研究滞后，也导致我国学校责任保险的实施十分混乱。这不利于有效维护受害学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不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本文就我国学校责任保险实施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研究，希望对完善我国学校责任保险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一、学校责任保险的模式：自愿保险还是强制保险？

学校责任保险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是自愿保险，还是强制保险，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教育部发布的《处理办法》第３１条规定“学校有条件的，应当依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参加学校责任保险。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鼓励中小学生参加学校责任保险。提倡学生自愿参加意外伤害保险。”

对该《处理办法》，有学者指出，它是一个附条件的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强行错糅合物，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存在不协调性和不确定性。[2]为此，有学者指出，我国教育部《处理办法》中规定的学校责任保险本质上属于自愿保险。[3]笔者也认为，尽管《处理办法》中规定“有条件”和“鼓励”字眼，但至于条件是否成熟，完全由学校自己判断，鼓励也绝非命令，因此该《处理办法》本质上属于倡导性的规定，而非强制性的规定。

那么，学校责任保险是应该实施自愿保险还是强制保险呢？这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无争议。

自愿保险论认为，学校责任保险是一种商业保险，属于自愿保险，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无强制性的规定。况且，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强制性推行学校责任保险，将增加经济不发达地区学校或教育部门的责任，这对本来教育经费就比较紧张的地区将更加雪上加霜。因此，自愿保险论主张遵循《处理办法》之规定，主张推行自愿性商业保险，不可一概而论地在全国实施强制性保险。

强制保险论认为，应将学校责任保险作为一项强制保险进行推广，并认为，只有推行学校强制保险，才能使之更好地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对于构建和谐的校园环境具有重大意义。[4]还有学者指出，国外学校侵权责任保险大多为强制投保方式类型，尽管我国当前一律推行强制保险的条件并不成熟，但仍然应当强调政府引导投保的责任，积极为逐渐发展到强制保险创造条件。[2]

在我国学校责任保险的实施过程中，几乎各地都将其作为强制保险来对待。如《上海条例》第２２条规定“本市以市或者区、县为单位组织学校为其责任投保”《杭州条例》第２２条规定教育行政部门以市或者区、县（市）为单位组织学校参加校方责任保险。《北京条例》第３１条规定“市和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学校向保险机构办理责任保险”。这些地方性法规都持强制性保险的态度，这也是这些地方学校责任保险做得较好的原因之一。实施学校责任强制保险，不仅有助于保护作为受害人学生的赔偿利益，而且还有助于保护作为侵权人的学校的利益，增强其依法治教，规范教育教学行为的意识和能力。

学校责任保险具有实施的必要性，但有必要性是否就应当作为强制保险呢？笔者认为，就其功能和作用来看，学校责任保险与汽车交强险相似，在于维护受害学生的利益，使学生因学校的责任受到伤害而学校无力赔偿时能够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学校责任保险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公益性，它关乎学生人身安全和学校侵权责任，涉及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社会和谐稳定。随着我国独生子女的普及，学生伤害涉及的社会问题更为严重，事故赔偿金额也将越来越高。因此，学者建议政府应当对学校责任保险予以大力支持，除了政策法规外，还应在保费的缴纳上予以支持，并积极给予行政推动。[5]

为此，学校责任保险应坚持以立法强制为核心，以行政强制为手段具体推行的模式，即通过法律规范将学校责任保险列为强制保险，责任人没有选择是否投保责任保险的权利，只有选择到何种保险公司投保的自由，以发挥学校责任保险的保障功能。[6]既然是强制性保险，立法应制定统一投保水平、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以供各地学校遵照执行。

二、学校责任保险人的选择

建立强制性学校责任保险，强调了学校实施学校责任保险的义务，但学校该如何来选择保险人呢？是学校自行选择？还是学校主管部门代为选择？

关于学校责任保险保险人的选择方式，在现实中各地做法各不相同，主要有三种基本方式：一是引入了市场机制，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进行，如我国福建省和广东省；二是由我国教育主管部门指定保险机构，如我国辽宁省；三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委托特定的保险经纪公司来选定，如我国浙江省和江西省。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对学校责任保险采取了“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即由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法律、制度或者政府提请人大立法，积极推动；在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制度推动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和作用，通过市场运作，依法建立风险管理服务体系，为学校防范风险、转嫁风险提供服务。[5]

笔者认为，尽管我们将学校责任保险定性为强制性保险，但学校责任保险终归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实施。政府只能推动这项工作，而不应该直接参与责任保险业务活动。

参照汽车交强险的做法，国家应通过立法制定统一的投保水平、保险费率、保险金额，通过评估考核确定具有承保资格的保险公司，由责任人学校根据市场规则来选择承包保险公司。

２００３年，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成立了北京联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全力建立全国教育系统风险管理服务体系，并在全国２０多个省市设立了分公司，并受聘于所在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风险管理顾问，为当地建立学校责任保险，选择责任保险承保人提供咨询服务。尽管这种做法对促进我国学校责任保险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它带有浓厚的行政垄断色彩，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业保险公司开始承保学校责任险，并参与到当地学校责任保险的市场竞争，它们会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提供风险咨询与管理，并协同学校举办部门协商保险条款，最后达成保险协议。因此，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来选择学校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将是一个最符合市场规律的发展趋势。　　三、学校责任保险适用的对象

学校责任保险的适用对象，即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哪些学校应当参加强制性学校责任保险。对于这一点，我国各地做法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