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应是信息公开的专门机构

杨涛


在国新办公布各部委新闻发言人及其通讯方式等信息后，记者采访的效率会如何呢？2004年12月29日，记者拨打了14个部委的新闻发言人电话，均未能直接找到新闻发言人。其中4个部委电话无人接听，其他部委电话均由新闻发言人助手或者新闻发言工作机构办事人员接听。不过，通过下属部委的联络，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和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接受了记者采访，另有两个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助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一位时政记者对此的看法是：原来该怎么采访，现在还是怎么采访，但能够公布电话，确实是种进步。（《新京报》1月10日）
这些情况的出现，的确与国新办要求新闻发言人“任何时候面对媒体”相距甚远，这说明了一些部委对于新闻发言人的建设还不够重视，我们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很不完善，认识上也存在很多误区。
首先，新闻发言人是一个工作机构，而不仅仅是指所在单位的某一个人。对于中央部委来说，所要公布的信息很多，所要面对的媒体也很多，要接待的记者也很多。因而，要搜集本单位、本系统的信息，要接待媒体、记者都不是一个人所能承担的，这都需要组织一个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机构。作为新闻发言人本人要定期与不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接待重要的采访，公布重要信息，而对于本部门的其他一般信息和一般性的采访，完全可以由这个机构的其他人员在得到新闻发言人授权后进行发布与接待。所以，有关部委必须设置这么一个专门机构。
其次，新闻发言人是一个专门的信息公开机构，其性质不能等同于本单位的宣传部门。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宣传部门主要是本单位主动出击，公布有利于自身的正面形象的信息，而对于记者的主动采访，特别是涉及负面的信息，常常是“无可奉告”。但新闻发言人设立的宗旨却是为适应现代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接受监督、置自身于阳光之下的要求，是满足公民的知情权的需要。因此，这么一个机构必须时刻面对民众和媒体，必须及时提供最新的关于本部门的信息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信息，那怕是对于所在部委是负面的信息，这么一个部门也必须时时保持联系畅通，“无可奉可”这样的一度成为发言人惯用的辞令，要像国新办的官员所说那样，从宏观上、总体上认可政府新闻发言人不能说“无可奉告”的理念。
从新闻发言人是一个专门的机构，是一个信息公开的专门机构的性质，我们进一步说，作为这个机构的领头人——新闻发言人就必须是专职的。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新闻发言人一般身居要职，在此次公布的75位新闻发言人中，级别最高的是副部级，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已成为“副职”发言人。而新闻发言人的助手和新闻发言工作机构的办事人员流露出的一个普遍声音是，“领导”工作繁忙，不能随便打电话与其联系。如此兼职的新闻发言人，记者要见一面都非常难，何以能保持信息的时刻畅通呢？笔者认为，新闻发言人在所在的部委必须有较高的地位、较高的行政级别，能参加所在部委的所有的重要会议，但这个职位不能成为一种兼职的待遇，而要由对本单位、本系统业务熟悉、擅长沟通交流的专职人员来担任。这样才能保证公众和媒体能听到及时和真实的信息，也能保证他们的要求能随时得到满足。
国务院法制办的一位官员说“新闻发言人不是花瓶”。是的，新闻发言人如果在所在的部委能全面掌握信息，而且又是专职的人员，而且有专门机构来协助，法律、法规还规定了其必须时刻面对公众，不得以“无可奉可”进行推托，那么他想当“花瓶”也无计可施。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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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王某在银行办理了一张储蓄卡，并同时申请开通银行存、取款短信提醒业务。但在填写“个人开户与电子银行服务申请表”时，将其手机号码错写成李某的手机号码。随后，王某通过银行转账存进195.5万元，李某手机很快就收到了银行存入195.5万元的短信提醒。李某意识到是有人错误绑定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当即通过客服电话予以确认，并进行充值尝试，尝试成功后便分别于收到短信的当日下午和次日凌晨通过发短信预存手机话费的方式分251次从王某的银行卡上转走5万元人民币，而后又通过短信取消了该手机存取款提醒业务。当王某找到李某要求返还5万元现金时，李某拒绝返还，并将所存话费通过“移动之家”业务转移至其他手机账号。
分歧意见:对李某行为性质的认定存在以下争议。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本案中李某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侵占罪的基本特征是将自己占有的他人财物转移为自己所有，或者将脱离了占有的他人财产(遗忘物、埋藏物)转移为自己所有，侵占罪没有侵犯他人对财物的所有权。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我国目前法律明确界定为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即行为人所占有的财物必须是他人所有的财物。本案中，尽管王某错误将其银行卡和李某手机号码绑定，但是银行卡内的钱款仍然属于王某所有，王某并没有丧失对存款的控制，其本人可以随时到银行将款项取出或将手机绑定解除。根据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侵占罪是以已然持有为前提的，因而不存在占有转移;而其他财产犯罪在实施犯罪之前，财产处于他人持有之中。本案中李某通过恶意转账使王某控制的财产秘密转移至本人控制之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占有转移。因此，李某的行为不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侵占罪。

第二，李某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首先，李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本案中，李某在收到银行存取款短信提醒后，明知是不属于自己的银行存款，仍进行充值尝试，并在尝试成功后连续251次通过短信平台给自己手机号码转账达5万元。李某后期的连续充值行为相对于第一次的尝试转账行为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主观上已由无目的的故意转化为非法占有的故意。其次，李某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的手段。所谓秘密窃取，一般表现为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被财物所有者、保管者发现的办法，暗中窃取财物的行为。本案中，李某在得知王某错误将银行卡和本人手机号码绑定、本人可以通过手机号码支配他人银行卡存款后，先是抱着侥幸心理尝试充值，后又通过被绑定手机发短信指令给银行短信业务平台，在达到转账5万元人民币的目的后立即取消了短信存取款业务。李某在非法占有故意下实施的这一系列行为，持卡人王某毫不知情，即李某的行为是在违反王某意志情况下秘密进行的，这些足以表明李某的行为具有秘密性。因此，李某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的客观要件。

第三，王某的过错并不影响对李某行为性质的认定。本案中，王某填错手机号码对于李某的恶意转账行为具有诱发性。但是，王某的过错并不影响李某盗窃行为的认定。王某错误绑定手机对于善意相对人来说不会有任何不良影响，他们可以及时向相关部门及银行反映，履行善良管理人的义务，避免受害人存款受到损失。但对于“恶意”相对人来说，受害人错误绑定手机号码，只不过是犯罪行为人用来进行非法占有的一个便利条件。李某通过银行短信平台将王某银行卡上的存款划拨走5万元就是“恶意取得”的表现形式，是对王某存款的非法转移占有，因此，不能认为王某有过错在先，就认定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犯罪。当然在量刑时可考虑被害人失误所致这一情节。

　　(作者单位: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检察院)